□阿慧

（接上期）

走出来，见老板两口子正忙着装瓜子。张老板撑开食品袋，月清嫂端着簸箕朝里到，食品袋和簸箕都呼啦啦地响。

月清嫂说：“炒了点瓜子你带上吃，自家种的，没打药。”

我一看，满满一袋子，五六斤的样子，就说：“那么多？我少带点儿吧月清嫂，留下给咱老乡吃。”

她硬把袋子塞给我说：“你带着吧！他们守着呢，想吃了随时炒。”

我就不再客气了。月清嫂转身到锅台，端一个塑料水瓢走过来，说：“这俩鸡蛋你带上，自家鸡子下的。这几天你也没吃好饭，俺心里怪不好受呢。”

我低头一看，红水瓢里两个鸡蛋，一颗白皮，一颗红皮。就说：“我猜你家有两只老母鸡，一只白的，一只黄的。”

月清嫂说：“你咋知道的？我养了一群鸡，就活了俩。”

我也不客气，一把抓过来，滑溜溜地烫手，看来刚出锅。

坐上张老板的半截头车，我朝月清嫂挥手告别，见她站在大门口，右胳膊习惯性地掩着嘴，看不出是哭还是笑。

我把新炒的葵花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暖水袋，瓜子的热气不断溢出来，满怀暖暖的香。那两个鸡蛋在衣兜里相互碰撞，热热地贴上我的皮肤。

回到六场的小屋，我转来转去，一时不知道干些什么。后来发现什么也干不了，我的心像棉丝似地被抽得老长，挂上无边的棉田，系在拾棉工老乡的身上。天气要变了，我采访的路线要变了，他们的阵地没有变，但明年、后年、大后年，他们还有机会来这里拾棉花挣钱吗？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不得不想起，路上同张立老板聊天的话题，话题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首先从棉花价格说起，这位六零年出生的老高中生，说话的腔调很像一个老乡长。

他说：“这几年种棉花不赚钱，国家收价低，一公斤只给六块钱，光拾棉工的劳务费就得支出两块钱（一公斤），再除去种子费、水费、地膜、灌带费等杂七杂八的支出，几乎不赚钱。2010年前后，那几年可是好光景，一公斤棉花能卖到十二块钱，从地里抓上来就能换成钱。现在正好减少一半的收入。”

这跟我在四场八连了解的情况很接近，但我还是很惊奇棉花的差价那么大，说：“怎么会这样？”

张老板说：“据说这几年外国进口棉比较多，价格比咱自己种出来的还便宜。咱们棉花产量也没以前高了，可能地膜对土壤有影响。那都是公家的事，单说拾棉工，我从老家把老乡们召回来，给他们买来回车票不说，还要领回家安排吃喝住，还要给他们买保险、出药钱。家里人劳累不说，最怕出事，那可就麻烦大了。说实在的，人工采棉确实好，杂质少，不破坏棉丝，能卖出好价格。纺织厂争着要，可是对国家有利，对种棉户没利啊。你想啊，机采棉一公斤才出五毛钱，是人工的四分之一，以后谁还用人工采棉啊！拾棉工慢慢的就被机械替代了。”

我想到，从场领导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就说：“采棉机可是个贵家伙，据说是从美国买来的，一台三百多万呢，能短时间普及吗？再说，这机器在几百上千亩的大块地可以顺利工作，那紧靠村庄和沟渠的小块地怎么采棉呢？不还需要人工吗？我想，若是用机械采棉，对棉花种植的要求会更高吧。”

张老板说：“没想到老乡你还挺内行，我种了那么多年棉花，这方面还没你想得深。估计团部很快要有方案出台，包括对棉花种植等各方面的要求。”

我在为棉花种植户高兴的同时，更多的忧伤来自家乡的拾棉工。我想，时代前行的脚步谁也挡不住，而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只有在前行中逐渐解决。

“统统交给时间吧。”我听见自己说。

回到六场，时间容不得我多想，得赶紧收拾东西。我把照相机、录音笔，还有我那生命一般的记录本，小心地装进挎包里，这挎包白天背上，夜间枕上，一天到晚没离开过我的身体，好像一离开，我就空了。　

昨晚洗的衣服，薄的已经干了，厚的还湿乎乎的，我一件件叠起来，塞进行李箱。从家里带来的一大包咸菜、牛肉肠被我一点点吃完了，正好腾出地方塞瓜子，瓜子已经不热了，透过塑料袋闻见一股焦香，还有一股烟火气，像我家老奶身上的味道。忍不住抓一把，蹲在地上嗑，一嗑两瓣儿，一嚼喷香，感叹这才是真正的葵花子，在老家白吃了几十年，白制造两颗“瓜子牙”。

一时吃得忘我，直到两腿发麻。扶着床边站起来，一看，两手乌黑，去盆边洗手，镜子里照见两片乌黑的大嘴唇。

从大嘴唇里很自然地吐出一句广告词，现编的，串着新鲜的瓜子味儿：“纯天然瓜子，纯铁锅出炉，纯手工炒作。看着黑，吃着香，月清嫂牌新疆葵花子。”

突然闪现月清嫂送我瓜子时的憨模样，她满脸烟灰，满手黢黑，把刚出锅的瓜子塞进我怀里，她的目光似乎比瓜子还烫人，我被她烫得一哆嗦。

她说：“明年还来哦！”

我说：“来！你也回咱河南哦，我去火车站接你。”

她说：“中！”说完，右手背抹拉一下眼睛，那里的黑烟灰又涂加了一层。

不知什么时候我眼角潮湿了，似乎有一种亲人刚刚相认又要别离的感觉。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