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军帽女”拿手背抹一下眼睛。

我见她一只帽耳朵支棱起来了，就帮她抚平、扣好，说：“难怪你戴顶军帽子，真像一个军人哪！保护留守女童的女兵。”

她忍不住笑出了声：“哪是啊，姐！这帽子是前些天在沟里拾到的，老乡们还吓唬我，说是死人的棉帽子，我说，管它是人是鬼的，戴我头上就是我的，暖和不冻头都中！”

我的头皮直发紧，冷风钻进毛线帽子里，挨个去薅我头发。我用手捂了捂，风又来舔我手背。我懊恼地说：“忘记戴手套了。”

一扭头，见旁边棉垄一姐儿们，裸着双手拾棉花。

我咣啷咣啷蹚过去，说：“啊，你也忘记戴手套啊！”

她在口罩下粗声大气地说：“有手套也不能戴。”

突然一下想起来，四场八连的那位大姐说过，有雪有霜的时候，最好不要戴着厚手套拾棉花，手套容易湿，手指更容易患风湿。她夸我说：“你这妹子，比俺这老花工还懂哩。”

确认她的确比我年长后，我谦虚地说：“大姐，我这是鹦鹉学舌——现学现卖。”

寒气是群小怪物，从地皮上直朝我大衣筒子里钻，我赶紧蹲进了棉花棵，一点点挪着走，活像舞台上的武大郎。

终于靠近大姐了，见她披了件花布单，看得出是块包袱皮，绿叶红花很惹眼。我听见她勾头笑，那笑声挤在喉咙里很古怪，背上的红色月季花一颤一颤想绽开。

我说：“大姐是在笑话我，我这人赖毛病多，怕热又怕冷，啥活儿也干不动，没有一点儿用。”

她又笑了，说：“妹子你这是富贵病，不像我，天生的劳作命。”

大姐屁股底下垫着鼓囊囊的棉花包，她是坐着拾棉花，那股自在劲儿，活像坐在自家的大堂屋。她那双辨不出颜色的手，像两个铁耙子，唰唰唰，不断地将棉朵搂进腰间的棉包里，腰间塞满了，她就站起来提一提、礅一礅，双腿一跨，又坐在了棉包上。棉包皮也没沾上泥，育苗时的白地膜把泥土糊得严严的，膜上的碎雪，被大姐用脚轻轻一抹就干净了。

我说：“姐呀，这包里棉花带着雪，你坐在上面不凉吗？”

她翻眼看看我，说：“棉花吸水啊，棉朵上那一撮儿雪，还不够棉丝吸的哩！有点潮，不会湿。”

她凑到我耳根上说：“可压秤哩！虽说冷点儿，受点儿罪，可比那大太阳顶头晒的时候，要多挣几十块钱哩。每年在这天气里抢收棉花，老板还另加钱哩。弄好了，能多挣一张老头票！”

她眼睛左右一扫说：“要不是这，她们能乐意下地呀！虽说这时候拾花冻手，可谁也不嫌钱烧手。我说的可对？”

我小鸡啄米似地点头说：“姐说得对！我还以为是老板撵你们下地哩，老板过称时不除水吗？”

大姐说：“不除！老板吃点儿亏也愿意。你想啊，要是一连几天下大雪，这一地的棉花烂地里，他可真是亏大啦！要是我，能心疼死。”

我问：“大姐家有几亩地？”

她说：“别提地，提地我会眼气死。”

二十二朵花

“土地姐”刘三请

刘三请 ，女，五十六岁。生有一儿一女，儿子三十二岁，已婚，大学本科毕业，在西安成家立业；女儿二十八岁，已婚，职专毕业，嫁到郑州，做服装批发生意。老伴五年前病逝。

望着记录本上的文字，我说：“刘姐，你儿女都这么有出息，你不会缺这俩钱花，怎么也来这儿受累呢？”

她一摆头说：“我就是个穷命头，说了你也不会信。”

“三请这名字是俺爷给起的，我前头有俩姐，大姐叫大请，二姐叫二请，轮到我这就叫三请。上小学报名时，知青老师把我名字写成了刘三顷，他说，三顷就是三百亩地，比那个‘请’字有豪气。俺爷一看吓坏了，因为俺家是地主，正好置办过三百亩地，赶紧又改回了老名字。哎，也别说，长大后我就是喜欢庄稼地，见地亲哩很。俺四口人分了三亩地，闺女是偷生的，没有她的地。我见天儿都在地里滚，三天不下地，就肉酸、皮紧、骨头硬。到地里，抡开膀子干一通，锄草、锛地、撒化肥，浑身舒坦得不得了。三十岁前，我没尝过药啥味儿，肚疼、头晕、发大烧，到地里干上一天活儿，啥病都跑得没影了。生俺大孩儿那天，我在地里割豆子，肚子一疼，扔下镰刀往家跑，路上遇见个赶牛人，他拍着牛屁股说，‘肚子疼，往家跑，不生闺女就生小儿。’我哪有心思搭理他，憋着一口气跑到家，呼啦一下，孩子就落地了。俺老伴活着时，没少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块大坷垃，你就是棵蜀黍苗，你就是根毛毛草，离开土地不能活！’”

“土地姐”刘三请，学着她老伴的动作，边说边笑边用指头点着我。

我迷蒙地看着她，脑子里一阵乱想：这世上有写书上瘾的人，比如作家；有打牌上瘾的人，比如赌徒；有喝酒上瘾的人，比如酒鬼。没想到，还有种地上瘾的人，比如这姐。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