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啥？”张粉花忍不住了，嘴巴凑到江水莲脸上说，“你不是个人吗姐？你不会抱上孩子跑吗？还在那等着挨死打？”

“家暴女”江水莲说：“我没想到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要是被梅家人追上了，抢走俺儿子，我还咋活哩！我放不下俺孩儿，舍不得我种的庄稼，还有这个家。”

我一时无语，只能无语。

张粉花缩回脑袋，坐直身子说：“活该你受罪！”

江水莲说：“受就受吧，生来受罪的命。那时候，一个心眼盼着俺儿子能长大，能像他爹疼他奶一样心疼我。谁知这孩子从上小学起，就不正眼儿瞧我，嫌我黑丑，窝囊，站不到人前去。上大学回来，他给我说话的口气就像呵斥一条狗。我忍了，一个人在暗影里打哆嗦。心说，只要他没病没灾就好，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好。儿子梅栋是三代单传，婆婆说，‘俺栋栋是十八亩田里一根苗，主贵着哩。’俺见儿子一天天长得又嫩又俊，跟杨树苗一样，心里那个甘甜啊。儿媳妇娶进门，我还没有摆起做婆婆的架子，新媳妇就耍起威风来了。她翘起指头说，‘我可不是刷锅烧灶的人，家务活儿谁想干谁干，我可不干！’她不干我干，进家都是神，我是敬神的。我一天到晚心里发慌，恐怕惹了老的，恼了小的，连口大气儿也不敢出。年节里，我一个人锅上锅下地忙乎，菜一上桌，老老少少都吃开了，没有人记得还有个我，还有我这头没有卸磨的老驴。我倚着门框，捶自个儿的老腰，歪鼻子又酸又疼。这两年俺老了，儿孙们也不用俺管了，牵挂也少了，我想的事也多了。夜里睡不着就对俺娘说，‘娘啊，这人心咋恁深哩？咋恁凉哩？一家人都摸不透、暖不热。我把心砸碎了、熬成渣，一点点喂他们，他们咋就不知饥饱哩？品不出甘苦哩？’天亮了，我想走，去哪儿哩？去哪儿都中，只要离开家就中，只要叫梅家老少看不见我就中。我就报名来新疆了，俺男人说，‘不伺候俺娘，还捶你！’他都六十多的人了，还有这狼心。我一句话也不说，硬着眼珠子瞪他，他放下拳头蹲在了床脚。那一会儿，我觉得他也是个可怜的人。”

江水莲很响地吸溜一下鼻子，好像这才感觉到鼻孔在顺畅地通气。这个善良到无法再善良的女人，一生都在为爱妥协、退让，一尺尺，一分分，一寸寸，只退到无路可退，只爱到无爱可爱。最终，她选择了爱自己。

“家暴女”江水莲孩子似地说：“俺抓俩钱回家，先到集上给自己买一件红鸭绒袄穿。成亲那天穿的棉袄，是俺大姐手工做的，胖胖大大的可难看。”我想像着水莲姐穿上新红袄时的样子，两鬓的白发如棉丝，侧歪的鼻梁很俏皮，黑油的老脸有点红。她老伴看后有什么反应呢？不去想他，一个不值得去想的愚忠愚孝的可怜虫。

股股冷风不断从棉布帘与门框缝隙钻进来，泥屋的温度越来越低。我抱紧膀子坐着，门后大铺上的一个姐妹伸手把棉帘拉严实了，依旧坐回被窝，两手踹进袖子里，面带笑容望着我。她原来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一个人靠在墙角，光笑，不语。

我冲她一笑，说：“谢谢你妹妹，这样暖和多了。”

她依旧浅笑，说：“呢是个啥事了！”

我没听懂，迷茫地看旁边的姐妹们。张粉花哈哈笑着说：“她是说，‘哪算个啥事！’山西话。”

“噢！”我远远地问说，“你是山西人？”

她笑着点头说：“嗯哪。”

我一时来了兴趣，走到她床铺前，说：“妹妹叫什么名字？一个人来新疆吗？”

二十九朵花　　

“互助女”张小彩

张小彩，女，三十九岁，山西农村人。生育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十六岁，念高中一年级。丈夫四十二岁，四年前患脊柱侧歪，手术两次，无性，无劳动能力，在家留守。她的“互助”男友，河南周口农村人。

张小彩圆脸大眼，肉肉的鼻头，下嘴唇一道天然黛色唇线，看上去更有立体的美感。

我说：“山西出美女，小彩妹妹很好看。”

她轻咬下唇说：“哪儿呀，我丑哇。”

我说：“你会说普通话？还挺标准的嘛。”

张粉花走过来说：“她还会说咱河南话哩。”她朝小彩飞了个有内容的眼神说：“对吧小彩？”

看来姐妹们对小彩的情况挺了解，她们波澜不惊的样子，让我有些吃惊。

我问：“你家爱人生活能自理吗？”

她轻言慢语地说：“他前年第二次手术后，能下床走路了，腰板直不起，走不出院子，出不了山，只能在家做顿饭。今年双胞胎娃娃考上镇高中了，住校不回家，他一个人在家轻松些。我来新疆打工三年了，春天来，腊月走。种苗、摘瓜、打葫芦什么活儿都干过，棉花季结束后，我就进城里饭店打工，有时在棉花场打杂。在城边租房住，有时几个人租一间。我一挣到钱就打给我女儿，让她转给她爸爸。我识字少，不会打钱，邻居吕梁帮助我，他是你们河南人，来新疆打工七八年了，在工地上拉电线、装电灯。他的婆姨跟人跑了，一个女娃五岁了，在周口奶奶家养着。吕梁每个月都骑着摩托带我去打钱，有一次，我两个月没有发工钱，娃他爸没药吃，两个娃娃没饭吃，我站在门口急得哭。吕梁把他身上的钱全掏给我了，骑摩托连夜到市区去打钱。回来时刮着大风，还下着大雪，吕梁让我钻进他的大衣里，我搂着他的后腰，闻到他身上的味道，被他热烘烘地暖着，幸福得差点儿晕过去。到家时，吕梁冻得下不来车。我给他做了一锅香辣刀削面，把吕梁吃哭了，我也哭了，外边下着雪，我们在屋里傻不叽叽地哭了大半夜。后来我就搬到他屋住了，我省了房租，他省了生活费，我把节省的钱打回家。他以前穿得邋里邋遢的，我一天天把他打扮得展展挂挂。有时候，我感到心愧，觉得对不起娃他爸。几次想和吕梁分手，可是感情上分不开，我很待见他。身边不少打工的也这样，临时搭伙过日子，还是各养各的娃，各顾各的家。”

张粉花说：“俺听说这叫‘互助’，俺村里在广东深圳打工的人也‘互助’过，回村后他们互相说。家里人知道了，有的找对方打一架，有的索要几个钱儿，有的不哼不哈过去了，也有个别离婚的。”

我问小彩：“你丈夫知道吗？”

她眼里漫起一层泪水，说：“他可能怀疑到了，我回家他也不问，无奈吧。”

张小彩无奈地摇摇头，几滴泪珠溅下来，有一滴落在我记录本上，“噗”地一声闷响。

我望着她，心隐隐地疼。

我说：“这样不行小彩，还是分开吧，趁他还没谈女朋友，趁悲剧还没有来。”

我不敢待在泥屋了，掀开棉帘钻出门。小彩的哭声洪水般不可遏制地冲出来，冲得我的脚步磕磕绊绊、歪歪跩跩。　

我走进厨房，见阿姨坐在盆边洗衣服，衣服和水冒着烟。我看出盆里花花绿绿小孩的衣服，知道都是丫丫的，就撸起袖子说：“阿姨我来洗，你歇着。”阿姨也不外气，站起身给我腾地方，像对待自家的亲闺女。她一边往小锅炉里填煤炭，一边说：“慧啊，今晚我熬小米粥，你过来喝吧。”我用力地搓衣服，说：“好的阿姨，我好些天没有喝热粥了，小米粥更想喝。”

我朝门口看了看说：“刚才那女子是谁呀？我听见她叫你姑。”阿姨“哦”了一声说：“你说杨敏啊，我娘家侄媳妇，她年年来家帮我拾棉花。”我说：“人长得不错，就是一脸愁容。”阿姨回头看看我，没说话，又往炉膛里加了两块炭。

我在院里铁丝上晾衣服，见任叔扯着丫丫往大门口走。我擦干手追上去，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任叔站下说：“带丫丫到果园玩。”

我也想看新疆的果园长啥样，便跟上一起出了门。

向北走上一段路，路西一片树林子，我初来那晚看见过，却没想到是任叔家的果园子。我们在园子边站下，落叶的果树密密实实。任叔说：“这是你弟弟妹妹们开的荒，种的有桃树、苹果树，十来亩地呢。”

我说，我只见了大娃和二娃。任叔说，还有大妞二妞和三娃，丫丫的爸爸是三娃子。

果园里的土地湿黏黏的，雪刚化过，无法往里走。丫丫采了一朵大蘑菇，高举着让她爷爷看。任叔说，雨雪过后，蘑菇快速生长，果树下最多。想起那天任叔采摘的野蘑菇，我俯身满地找，任叔指给我说，蘑菇一般长在倒伏的树干上，还有腐烂的树根上。果然，一个圆盘似的树桩隐在湿潮的枯草中，旁边生出一窝小蘑菇，像拱出地面的小白兔，嫩呱呱、肉乎乎，顶上圆嘟嘟，我兴奋地采了一大把，任叔敞开塑料袋装进去，说：“还好，没有采到有毒的。”

“还有毒蘑菇？”我吓了一跳。

任叔说：“你看这边几朵大的就有毒，吃了呕吐泄肚子。”我看它们生得挺好看，个个高高挑挑，细皮白肉，像把小白伞似的。难怪呢，越好看的东西越危险。

站在路边，任叔指着房屋让我看，果然发现，远近几座主房都面朝东方，稍微偏南，不是坐北朝南中规中矩的那种房。任叔说，四十年前他逃来新疆时，也觉得这里的房屋走向很奇特，后来才知道，东方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唱着《东方红》把房屋盖向东方，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

任叔说：“有一个从口上（内地）来的年轻人，他盖了一排坐北朝南的新房子，谁看谁别扭，都说他的房屋盖歪了。好比一张桌上十人吃饭，九个左撇子，一人用右手，正确使筷子的这个人，反而被认为不正常了。”

“有意思，”我说，“任叔不愧是老三届高中生，语言表达那么好。您也是早年移民新疆的吗？”

他摸了摸额头说：“不是，最初是盲流。”

三十朵花

“盲流叔”任二超

任二超，男，六十二岁，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六户地二道渠子人，原籍河南周口农村，20世纪70年代初到新疆谋生活。生育三子两女，皆在新疆成家立业，任二超成为本地植棉大户，受到当地政府嘉奖。

第一节

沙发前的茶桌上，两杯茶水静静地消耗着热度。我面朝任叔恭敬地坐着，急切地摇动手中的笔杆，记录本上的直线横格，似一垄垄精心修整的棉花畦，引领我种下一棵棵小棉苗。当我一字字记下任叔叔的口述时，我和他都没有想到，在余下的四天里，我的笔录，会不间歇地填满上千行横格，记下两万多有呼吸的文字。

这是我和任叔都没有想到的。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