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他喝了一口水，说：“1967年我高中毕业，回家种了两年地。1969年县水泥厂招工人，我被选中了。我有学问，个子大，也算是个人才吧，厂领导就把我分到了政工组。我因此自豪过一阵子，穿着白衬衣，挎着军用书包，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当时工人的地位相当高，还吃商品粮，工资也不低，多少人眼气啊。有一个叫朱玉芬的女同学，家住县城，她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父母也是教师，真正的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不错。朱玉芬有空就骑车来找我，我也喜欢跟她在一起。有一次她到我宿舍来，把被褥卷巴卷巴带走了，拆洗干净才送回来。她带我去她家，一进门就喊，‘奶奶，他就是那个姓任的小孩儿。’看来她给家人提过我。有几次她骑车跑到我家里，弄得嫂子大娘见她来就喊，‘玉芬来啦，二超快出来接呀！’她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我们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婚姻的事，即使在我来新疆的前几天。我和她在小树林里坐了两个多小时，谈工作，谈读书，唯独没有谈爱情。我俩都心照不宣，她期待我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

“我和玉芬是两个阶级，她是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壕沟。即使玉芬不惜粉身碎骨跳过这沟去，她的父母能同意吗？我一次次地告诫自己，‘你若真爱她，就别连累她。’”

任叔不再年轻的脸上，现出痛苦。有些心病，并不会因时间而痊愈，这就是爱情。

“您始终没有忘记她吗？”我问。

“没有。”任叔说，“我们至今还联系着。”

“真的？阿姨知道吗？”我看看里屋，压低声音说。

“她知道。”任叔收回目光说，“她还时常催我打电话问候玉芬。”

我真的有些不明白了，熬老了的爱情，就是这种味道？

我想起一句话，就问：“任叔，你说过没打算来新疆，咋又来了呢？”

他支起腮帮说：“我被厂里除名了。”

任叔回忆说：“1972年冬天的寒冷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村里有人写信反映到县革委会，意思是，村里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子女当不上工人，他任二超一个旧军官、劳改犯的儿子，倒是当上了工人。没几天，厂领导让我烧锅炉。我想，烧就烧吧，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哪知村里人又写信给县里，县里通知水泥厂，水泥厂通知到我，说我被除名了。户口从镇上转回乡派出所，补发我三个月工资，我又做回了农民。那段日子，我把白天当黑夜，黑夜里还是黑夜。不出门见人，也不肯见人，我在他们眼里就不是个人，只是一个坏分子的后代。我蒙头大睡三天两夜，我心不甘啊，半夜起来给我爹说，要去新疆找我哥。我爹两腿垂在床沿上，耷拉着头，他流着泪说，‘带上你小弟，走吧，都走吧。离开爹，越远越好。’我爹一仰头说，‘是我连累了你们啊！’”

任叔说不下了，他抽噎着，我递给他两张面巾纸，他摆摆手说：“那晚我爹的声音，至今都在我的耳边。我和弟弟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没出许昌地界，我的泪水拉拉淌，擦也擦不干。我弟光拿眼看我，他年龄小，不明白事儿。我那心情压抑得很，沉痛得很。想想自己努力了那么多年，却丢失了工作，丢失了爱人，还丢下了年迈的老奶和爹娘，那眼泪就止不住。还好，我们哥俩在新疆火车站没被人逮住。事先听我哥安排了，不背包，不带被褥，空着两手走，他们果然就轻易地放行了。在六户地顺利找到我哥，我哥腾出两间破土坯房，我和弟弟住下了。弟弟是个初中生，正上学，他的户口就落上了。我还是个盲流，只能干个临时工，在生产队干，在粮站干。那时期，不给现钱，只记工分，干一天算一天的工分量。10分的工，给一市斤口粮，也叫工分粮。我一天挣24分，能分到2斤4两面粉，能吃饱肚子。我哥有户口，他每月多分30斤的‘人头粮’。”任叔朝里屋看了看，说：“1973年的一天，一个叫桑爱兰的姑娘来找我，背着一个小包袱，从河南老家来新疆。她和我同岁，娘家离我村不太远，细高个儿，瓜子脸，说话很响快。原先在水泥厂上班时，有人给我介绍过桑爱兰，当时我满心都是朱玉芬，没有留意桑姑娘。前一段，家人来信说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一看名字就乐了，还是这个桑爱兰。就写信说，让她来吧。我俩没打结婚证，没举行婚礼，就在破旧土坯房里成亲了。她不认识字，只认识我，心里眼里只有我，她心疼我，肯下苦，给我生养了3男2女5个孩子，5个大学生。”

我第一次得知阿姨的名字，她是任叔的“桑姑娘”，同甘共苦的老伴，5个孩子的娘。

任叔深呼一口气说：“1974年正月初七，我的大妞出生了。孩子落地了，没有包裹她的小褥子。咋办哩？我来时穿的棉布袄，刺啦几下把袄面子撕下来，赶紧包上我闺女。我弟拿来一条床单子，还是他在旅社打工时留下来的。撕掉单子上的红字，几个人慌忙套了一个小褥子，这才把大妞严实实地包好了。新疆的冬天那个冷啊，外面温度零下二三十度，屋里即使烤着火盆子也是干冷干冷的。我把大妞装进裤腰里，白天随便她屙尿，晚上才脱下棉裤洗净烤干，天明再穿上。她妈一个月子，只喝了一小瓶红糖，还是一个老乡得信儿送来的。想想那日子可真苦啊。”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