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邱一帆/文 图片由罗勇提供

3月28日，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周口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全视影像文化艺术总监罗勇，与43名文艺工作者一起被中宣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谈及获得的荣誉，罗勇表示一开始没想到国家会给予自己这么高的荣誉，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当组织上、社会上需要时，要站出来；作为专业人员，要有担当，而不是只专注于个人的得失，要想着怎么样为社会服务、为群体服务。

“摄影，当你用它来愉悦自己的时候，它是一种摄影；当你用它来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它又是一种摄影。”在罗勇看来，摄影是爱好，也是工作，更是自己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作为摄影师，镜头必须聚焦社会变迁，镜头必须对准人民，讲好中国故事，拍出有温度的作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与此同时，承担好介绍家乡、反映家乡的任务。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罗勇今年54岁，是土生土长的周口人，开始接触摄影、喜欢摄影、学习摄影、选择摄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少年的他，在一次去邻居家玩耍时，第一次接触到了相机，这个在当时很新鲜的“小玩意”，能把人和事物“跃然纸上”，令他着迷，从此他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

之后，罗勇开始翻来覆去地研究相机成像的“奥秘”，主动找来相关的书籍阅读，自学拍摄技巧。勤奋好学的他，在邻居冲洗照片时，反复观察、思考，逐渐掌握了基本的相片冲洗技巧。在家人支持下，罗勇很快拥有了第一部相机和一些胶卷，他开始自己冲洗照片，专职拍摄。在2015年之前，罗勇保持着主要使用胶片相机的习惯。

在罗勇看来，一方面，相比早期的数码相机，胶片相机更占优势，使用起来拍摄的感觉会更好；另一方面，使用胶卷可以让人慢下来，数码相机拍照可能有一种不经意性，当按快门的那一瞬间，思考的因素就很少了，使用胶片相机促使摄影师拍摄每一幅画面时都要用心去感受。“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一个成熟的摄影师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完全可以与胶片相机相媲美。”罗勇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摄影教育比较匮乏，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少数名校外，开设摄影专业的学校比较少，初学者想进行系统学习比较困难。1988年，罗勇报名了一个摄影函授学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摄影艺术。专职从事拍摄工作后，罗勇认识了当时周口摄影界的名家们，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的摄影技术越来越好。“早期时没事就拍，基本上什么都拍；后期就会注意一些方法、方式，会思考怎么样拍出属于自己的东西。”罗勇说。

对罗勇而言，没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只有摄影而已。摄影既是工作，又是爱好。罗勇说：“摄影在我生活中占到60%~70%。每当拍到一副好作品，我的身心是非常愉悦的。累了，就拿着相机去拍拍照片。”

经过多年的“刻苦修炼”，罗勇已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谈及这么多年的拍摄心得，罗勇告诉记者，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首先要对影像内容的思想性有一个认知；其次，作品要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形成系列的拍摄，不要贪多，要先把一个领域精通，朝三暮四不利于一个摄影师摄影语言的形成。

聚焦时代 折射变迁

罗勇认为，摄影也是讲好中国故事重要的一环。罗勇说：“摄影能比较形象地传达社会的状态，很多艺术家用摄影表达思想。用画笔也好，用音乐也好，用摄影也好，体现的都是对社会的认知。”

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罗勇不断思考、领悟，形成了“用镜头记录时代变迁和发展之美”的创作方向和“关注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状态”的创作风格。罗勇说：“2000年之后，我更多关注的是我所存在的当下。这些年中国变化特别剧烈，我想用相机记录下这种变化过程。”

2005年元旦，罗勇从周口出发到郑州，开始了拍摄全国34个城市的火车站和步行街的旅程，这次拍摄为期1年。这1年的时间，罗勇背起沉重的摄影机械辗转全国，他行色匆匆，但步履坚定。12月底，他带回了拍摄成果和数本摄影心得笔记，圆满完成拍摄任务，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下当时中国主要城市的发展状况，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此后，罗勇在2008年8月拍摄了奥运会下的北京，在2010年拍摄了世博会中的上海、亚运会中的广州，在2014年拍摄了青奥会中的南京，在2015年拍摄了春节中的深圳，在2020年拍摄了从封城到城市正常运转的武汉，在2021年拍摄了全运会中的西安，在2022年拍摄了北京冬奥会……这些内容被归纳于《大相中国》之中，进行长期的创作，很多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河南博物院等收藏。

罗勇最满意的作品是2008年8月1日做的专题《八月北京》。“当时我想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并且是在首都北京，我就思考怎么样去反映这场盛会给中国带来的改变，同时反映出奥运会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提起这个拍摄，罗勇充满了兴奋：“为什么叫《八月北京》呢？第一是因为在8月的每一天我都指定一个地方拍摄，这个地方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场景；第二是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第三是都有奥运的符号。”

罗勇把第一个拍摄地点选在天安门广场，他吃完午饭，来到拍摄位置，一动不动地拍了4个小时，用了21个胶卷，拍了120多张照片。在这次拍摄中，他对人物的布局、场景的表现着重关注，每一张都有特殊的地方。

相比2005年的拍摄，这次拍摄使罗勇发现，北京人脸上都是自信阳光的笑容。“我拍摄时关注特定环境下的人物状态，画幅比较长条。人是主导，我特别关注人的气息在影像中的位置。”罗勇说，确立自己的镜头语言，必须得有积累，才能灵感乍现，如果努力不到一定程度，不会产生灵感。他认为摄影与其他艺术不太一样，必须得亲临现场，不停地去拍摄、不停地去感悟，只有拍得多了、感受得多了，才能拍出好作品。

如何拍下一个很满意的镜头呢？罗勇认为，摄影师是慢慢成长的，需要一个过程，每个阶段追求的效果不太一样，早期可能倾向于捕捉美感。但随着资历和思考的加深，后来会更多地偏重于拍摄人文内涵比较丰富的照片，会更多地关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

记录平凡 发现美好

罗勇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摄影人应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镜头去记录体验百姓冷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他也是这么做的。

自2012年起，罗勇先后深入河南省40多个乡村，为留守儿童拍摄证件照，为敬老院老人拍摄肖像照、为抗战老兵拍摄纪念照、为春节返乡农民工拍摄全家福、为农民家庭赠送摄影装饰画，累计开展志愿服务30余次，共计服务2000人次。“我感觉给他们的不仅是一张证件照，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给他们拍照片、与他们交流与沟通，他们会感觉到大家的关心。看见他们的笑脸，我也非常开心。”罗勇表示，这个活动会坚持下去。

在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罗勇看到中宣部发布的倡议书，要为42000余名援鄂逆行医务人员留影，他就主动报名。他被任命为河南摄影小分队的队长，带领队员们奔赴武汉执行任务。在拍摄期间，他们35天累计行程9000公里，拍摄近30000张照片，记录了许多故事与感动。

谎称加班、瞒着家人支援武汉的河北小姑娘，聊到家乡风土人情、特色小吃而哭泣的医护人员……都给罗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隔离期间，罗勇把影像整理好，采取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用6000余张在武汉拍摄的照片，历时26小时拼贴出来 2.5米×5米的“黄鹤楼图”，分为事件、抗疫、医护、道路和天空5个部分，命名为《封城记》，这组照片在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从2008年开始，罗勇发现影像很长时间内都不被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馆等机构认可。罗勇认为，影像是承载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不容缺失。于是，罗勇跟许多博物馆建立了联系，帮他们做收藏体系，提供一些影像收藏的方法。罗勇策划了《中国事项》的影像收藏项目，用21位摄影家的210张影像描绘了中国1965年至2015年的社会状况，一经推出就得到业界和收藏机构的欢迎。

随着在摄影领域的不断深入，罗勇还发现国内的影像收藏，尤其是地域性的影像收藏还处于空白阶段。于是他带领小组启动了《河南早期影像研究图录》的项目。这个项目的老照片有的是从拍卖会上拍的，有的是从旧货市场淘的，有的是从收藏家手中转出的，还有的来自国外。同时，他还准备启动拍摄项目《新冠年代》。“一开始我们都以为疫情很快过去，但是没想到如今病毒依然肆虐。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比如2020年的脱贫攻坚、2021年的建党百年、2022年的冬奥会，所以我想要有意识地记录疫情下的中国故事。”罗勇说，这些都得益于党的伟大领导，得益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自己的相机记录疫情下的中国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