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人：陈大明 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秘书长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学习《道德经》第十八章。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精心截取他所处的春秋末年的世相图，以简短的篇幅告诉我们：大道废弃丢失了，才开始标榜仁义；家庭亲人间不和睦了，才提出孝子慈父的规范；国家陷于混乱了，才召唤能够忠君报国、解救百姓的忠臣义士。

陈大明：老子让大家观看的这幅世相图，的确是春秋末年的真实写照。当时最显著的政治特点是分封制崩溃，王室衰弱，诸侯争霸。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天子反而要依附于强大的诸侯。为了争夺领土和人民，各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强大的诸侯，迫使各国承认他的首领地位，成为“霸主”，最终形成以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为代表的春秋五霸。所以，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前后共243年间，诸侯国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就达482次之多，几乎每年两次。并且大多是强凌弱、众暴寡、大欺小。

在这一大背景下，风雨飘摇中的周朝廷也不平静。老子在33岁时，身不由己的卷入周天子宠臣与王室贵族因争权夺利而发生的内讧中，遭到免职罢官，离开王城去鲁国游历。52岁时，又经历了两个王子姬朝、姬猛因争夺王位而爆发的持续六年的内乱。王城被毁，守藏室被烧，图书典籍被抢，不得已离职返回家乡。百姓的离乱之苦，自己的切肤之痛，促使老子深入思考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原因，而这一章短短的六句话，就是这种思考的结论。是对“仁义”“孝慈”“忠臣”意义与作用的重新界定和认识，也是老子面对乱世所发出的深沉感慨。

宋丹丹：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出这样的感慨呢？我觉得，这与老子的“尊道贵德”思想是一致的。老子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既尊道又贵德的。道被尊崇，德被珍惜；道的运行，德的施行，是历来如此、自然而然的，并没有谁在那里强迫命令。上自君臣、下到黎民百姓的尊道贵德也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勉强，更不需要指令。这种情形，在圣人之治的尧、舜时代出现过，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就越来越走样了。由原来发自本能、自然而然的尊道贵德，变成人欲横流，失去了大道，抛弃了大德。于是“大道废”“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的种种乱象就出现了，这是虚伪的、不自然的，更是同“尊道贵德”的要求与本性相背离的。

陈大明：是这样的。在老子看来，“德”是“道”在人间社会的投影，是道在人身上的反映与表现，具体表现为品德素养、人格境界、理想追求、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性”。有什么样的“德性”，就有什么样的“德行”，“德行”是在“德性”支配下的行动，具体表现为仁、义、礼之类。对此，老子在《道德经》第38章明确表述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认为失去了道才要讲求德，失去了德才要讲求仁，失去了仁才要讲求义，失去了义才要讲求礼。老子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逐层变异和下降的过程，但他并不反对作为“德行”具体表现的仁、义、礼，第8章中的“与善仁”就是证明。他反对的是违背天下大道，掺入虚假成分，被别有用心的奸邪小人盗用的虚伪的仁、义、礼和在伪仁、义、礼幌子下标榜的所谓的孝慈、忠臣。

在这一点上，老子与孔子观点一致，道家与儒家并不矛盾。显明的例证就是《道德经》第19章传世本写作“绝仁弃义”，不少人曾以此作为老子反对仁、义的证明，而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中，这一句则是“绝伪弃诈”，没有半点反对仁、义的影子。孔子多次向老子请教，前期多是问礼，后期多是问道。他没能进入老子形而上的、高度抽象的“道”的领域，但孔子却在形而下的、具体的个人修养、社会秩序规范层面对老子的“德”作了具体发挥与创造，其实，也是对“道”的发挥与创造。因为，“德”是“道”在人世间、人类社会层面的体现。这种发挥与创造，集中表现在对作为“德”的重要内容的仁、义、礼的探索与规整、研究与传承上。

宋丹丹：这种角度的分析，我觉得更切合老子在这一章想要说明的本义。当然，也有了孔子对仁、义、礼的一系列论述和对弟子的谆谆告诫，以及为“克己复礼”而率领弟子周游列国、陈述政见，力图恢复讲仁、尚义、有礼的开明盛世的实践。尽管不被诸侯国君采纳，四处碰壁，仍然不改其志，游说不止。即使到了陈蔡绝粮、惶惶若丧家之犬的地步，依然前行不已。

正是由于作为老子学生的孔子的传播与弘扬，加上孔子后学的传承与发挥，以及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考试内容来选拔大量管理人才，才使得作为“德行”重要内容的仁、义、礼逐渐演变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而进入中国人尤其是历代文人学士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说到底是对“道”的理想和追求。伴随着这种理想和追求，形成了中华民族最高的道文化精神，并作为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铭刻在人们的灵魂坐标上，融化在人们的血液里，成为金岳霖先生所称道的“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这种思想的原动力经由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士子生命的滋养而生生不息，并通过不断锻造和淬火，终至凤凰涅槃。

陈大明：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南宋覆灭时的文天祥留给世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字里行间透露着传统文化已经沉淀成为一种人格，是这种崇高的人格，使文天祥至死都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

宋丹丹：宋代文人不仅有文天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格力量，也有陆游、辛弃疾的抵御外侮、报效朝廷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荡漾在他们千古不朽的作品里。比如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陈大明：这些诗句所包含的精神气质，就是老子、孔子缔造并经由道家、儒家传承发展锻铸而成的、以道德价值观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最高文化精神。这种最高文化精神所衍生的精神印记、文化基因代有所出，代有所行，一脉相承地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人们安顿心灵和生命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和道德价值取向，并转化成中华民族的坚定信仰和精神谱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气凛然、气吞山河、青史留名的热血男儿。

宋丹丹：从苏武持节不改的坚贞，到张巡抗击安禄山、史思明叛军的悲壮；从岳飞“精忠报国”的誓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放；从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坚定，到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雄壮；从方志敏对“可爱的中国”的无限期望，到吉鸿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慷慨激昂。他们，传承老子大道，坚守人间正道，“我以我血荐轩辕”开辟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兴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康庄大道，显示了以老子、孔子思想为主调，以道家、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巨大精神力量。

总之，本章以陈述历史事实的方式，通过论说在治理国家社会的总原则被废弃后，社会百病丛生、昏乱危殆的状况，说明了以道治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深刻揭示只有返璞归真，循道而行，德化天下，才能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进而使社会治理达到理想状态。尽管这些设想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发展大趋势下很难具体施行，但老子提供的思路，对人们很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与借鉴。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