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建

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大家，刘庆邦老师已经年逾七旬，本是含饴弄孙安享天伦之乐的年龄，却以惊人的创造力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力作，诠释了文学之树常青的涵义。他的短篇新作《我往哪里去呀》语调自然，如话家常，写出了一位女性的生命真实。小说再现了那一段已然逝去的岁月，给人遗憾和感伤，还有一声深长的叹息。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情节并不复杂。五十多年前，女主人公宋耐英从县城高中毕业，是公社宣传队的宣传员，唱腔清亮，身姿苗条，在《朝阳沟》里饰演银环，在《红灯记》里饰演李奶奶，在《沙家浜》里饰演沙奶奶，所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我身为她的同事，也不自觉地为她的表演击节叫好。由于经常和吴克军联袂演出，宋耐英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在心里悄然埋下了情感的种子。宣传队王队长有一个李姓外甥是东北边防军某部的军官，人称李排长。王队长把李排长介绍给宋耐英，把吴克军开除出了宣传队。在世人眼里，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军官，一个是美丽大方的宣传队队员，应该是珠联璧合，可宋耐英就是对吴克军念念不忘，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偏差。和李排长结婚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多少年后，她受人蛊惑，迷上了一种功法，天天跟一帮人坐在地上练功。得了重病，她也不去医院看，相信通过练功就能把病练好，可惜很快就死掉了。

宋耐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应属于英国评论家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小说中的我、吴克军和王队长皆是扁平人物，着墨不多。宋耐英唱腔好，学历高，大方自信，青春美丽，令人羡慕的条件理应有更好的人生，可她过于在意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内心存有某种执念，一直无法从失去吴克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多年之后，我在老家休假结束回单位上班，在县汽车站买车票时，遇到了身为售票员的宋耐英。老同事见面，本应彼此寒暄，表现出足够的欢喜，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冷淡与我的热情不够匹配，似乎还没有从精神的阴影里走出来。世事是一张无形的网，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未来的铺垫。有的人能够看清你我他的分际，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有的人却错过了机会，在这个世人共谋的罗网里苦苦挣扎。宋耐英的青春之美如同昙花一现，接踵而至的就是长久的忧郁与怅惘。早年的光彩照人与后来的暗淡落寞形成反差，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得了重病，她又拒绝治疗，美好的生命香消玉殒，使人不胜唏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往哪里去呀》以极简的笔墨写出了一个女性的一生，是一曲生命的挽歌。

这个短篇有着迷人的调性，字里行间氤氲着经典的刘氏韵味。在长篇、中篇和短篇三种小说体裁中，短篇和诗的距离最近。它是一朵花、一场雨、一缕邻家飘来的肉香，或是一个人的背影，俗常中聚散悲欢的一个切片，虽不能像中长篇那样展现广大的人生，却如同涓涓细流，滋润人的心田。小说的调性和诗意有关，又关乎语言的修养与节奏的张弛，是一个作家气质的集中体现，说到底就是他灵魂的气息带给读者的审美愉悦。我以为，小说的诗意和古典诗词的诗意不尽相同。古典诗词的诗意多是景和情的碰撞，而小说须从俗世中来，是以文字为材质建造的一个精神世界，它的语言应该简朴、准确，不宜在字句中发力。《我往哪里去呀》以我的视角来写人物，不仅使人物的性格有确切的参照，还散发着作家人格的体温。我是小说中的角色，又是真相的目击者、故事的叙述者。这种实证的视角稔知女主人公的遭际，洞悉情感的幽微，有一种真实无欺的可信度。这也是小说调性的一部分。

在回乡讲学中，刘庆邦老师曾谈过小说实和虚的关系。实是柴米油盐，是街衢巷陌，是小说的物质外壳，缺少写实的功夫，小说便失去了可信的基础；虚是回忆，是想象，或是作家形而上的努力。这些精神内容看似很虚，实则是小说的魂儿，决定着小说的高度。在小说《我往哪里去呀》中，当我结束探亲假离开老家，在县汽车站遇到售票员宋耐英，作家这样写道：

宋耐英大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一个公共场所叫着她的名字喊她姐，她哟了一声，说谁喊我姐呀？

我说是我。我报上了我的名字，问她还记得我吗？

她在售票窗口内看了我一眼，说是你呀，问我去哪里。

我说了要去的目的地。她报了票价。我付钱给她。她把票给我。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向来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世俗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聪明的读者当然明白，宋耐英不是在问我去哪里，而是在问她自己。

同时我还想提醒读者朋友，读完这个小说，且朝窗外发一会儿呆，咀嚼一下作家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才是小说最有意义的部分。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