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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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梅，开国少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征战豫东。后任十八军副政委，率先遣支队进入西藏。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三违父命”“四下水东”“长期建藏”等动人故事。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具有高贵的品质和顽强的生命力。
人如其名，其人如梅——王其梅恰如寒冬绽放的梅花，凛冽寒风中独自开放，散发芬芳。
虽然他已离开我们50多年了，但在周口人的记忆里，他就在眼前，从未走远。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王其梅在豫东一带征战，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他的革命故事在周口一带广为流传。几年来，周口日报《周口红色记忆》采访组一直致力于收集王其梅在周口的故事，多次走访他战斗过的西华县豫东特委所在地、杜岗会师纪念地、太康县聚台岗水东地委所在地。
近期，采访组与王其梅的大女儿王昌为取得联系，共同回忆王其梅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的一生。
“我的父母就是在太康县聚台岗结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携手走过那段难忘岁月……”谈起父亲在豫东的战斗故事，王昌为的话题从聚台岗说起，又从聚台岗说到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睢杞太、水东，讲到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
一违父命 投身革命
1913年，王其梅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三阳乡王家坪一个地主家庭。
1927年，在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推动下，湖南农民运动正风起云涌。随着年龄增长，王其梅接受一些先进思想，对旧中国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有了更深认识，对人间诸多不平等现象深有感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进步的、革命的思想火花被点亮。
王其梅以极大热情投身农民运动中。村里成立了儿童团，王其梅积极申请参加，还参与斗争地主豪绅，烧毁家中麻将，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民协会提出的禁赌运动。
因为出生在地主家庭，又是老大，家人希望王其梅能老老实实地当个地主家的阔少爷。然而，王其梅的一系列革命行为，让父亲极为不满。他想通过定亲拴住桀骜不驯的儿子。正在读书的王其梅对父亲所定亲事极力反对，还回信陈述了早婚的危害。
王其梅的父亲收信后勃然大怒，立即差人将王其梅召回，让他跪在自己床前，并以不供学费和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王其梅无奈吞食家中鸦片以示反抗，但最后还是在母亲苦苦哀求下屈从结婚，但迫使父亲同意了自己提出的“结婚不同寝”的要求。
父亲的高压，并没有让王其梅真正屈服。1930年冬，王其梅初中即将毕业，他从家中拿了一些金银首饰准备逃往北平。在家门前的延溪河乘船北逃时，他被父亲发现，父亲派家人匆匆追赶到码头。船刚离岸，家人苦劝他回家。船在河中滞留一会儿，还是挡不住一个叛逆少年的心。王其梅去意已决，对家人说：“你们再来追我，我就跳水。”家人知道他性格倔强，怕他想不开，不敢相逼，只得忍痛割爱。
与父亲的这次抗争，王其梅彻底冲破了封建家庭的藩篱。从此，王其梅与封建家庭决裂，与旧社会决裂，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探索新的人生。
对于出逃原因，王其梅曾回忆说：“那次出逃，是由于农民运动之影响和对封建家庭之不满，希望赴北平求学，寻找个人出路。”
驳斥谎言 宣传革命
1931年，王其梅进入北平私立弘达学院读书，接触到更多先进思想，眼界更加开阔。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危亡境地，王其梅等热血青年愤然离开课堂，走上街头，投身爱国学生示威游行的洪流中，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
在对共产主义初步认识中，王其梅有了自己的主张。1932年，王其梅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中。一次，一位教师上课时大讲特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歪理邪说。说罢，他还指着王其梅对学生说：“我讲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去问他，他们那里的共产党是不是这个情况，他就是从湖南来的。”这位教师想让王其梅现身说法，为自己攻击共产党打个配合。没想到，王其梅挺身而出，讲解了自己的一番道理：“共产党厉害是厉害，但他们是对有钱的人厉害，对穷人却很好。”
王其梅的回答，让老师有点措手不及。老师说：“你怎么这样说话，你是不是有问题？”
王其梅反驳说：“我有什么问题？我的家庭就是大地主。1927年，我父亲曾在湖南省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中被农民协会扣押，差点被枪毙，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王其梅自觉地站在了人民群众的一面，这样一来，他正直的性格和勇敢的精神引起班中进步学生注意。进步学生经常向他宣传救国救民道理，并介绍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1933年还介绍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多次入狱 坚持斗争
为追求革命真理，王其梅满腔热情地奔波、呐喊于街头巷尾，真正明白了勇于革命、敢于斗争的意义。
1933年4月28日，北平大学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发起为在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举行的公葬。王其梅和群众一起拿着花圈和挽联游行示威。公葬队伍行进过程中，遭到大批军警、特务镇压和逮捕，王其梅也未能幸免。因被捕学生较多，激起社会舆论对反动势力的公愤和谴责。被捕学生被拘禁了8天，因没有充分证据，他们经学校保释出狱。这也是王其梅第一次入狱。
8天虽然短暂，但王其梅对“人间地狱”生活有了亲身体验，更激起了他对反动派的愤慨。
一定要砸烂这个毫无尊严、毫无人权的旧世界。出狱后，王其梅深感赤手空拳闹革命，生命安全毫无保障。不久，他便向党组织申请投笔从戎、武力抗争。1933年5月，北平党组织批准了王其梅的请求，派他到张家口冯玉祥部政训班学习，主要从事兵运工作。从此，王其梅开始了军人的革命生涯。
一开始，王其梅在抗日同盟军担任上尉宣传员，后经批准，7月，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同盟军第五军阮兴武部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他先后以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等多种身份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军人入党，建立组织，准备兵变。
后来，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汪精卫当权的南京国民政府压制和破坏，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8月的一天，王其梅等7人也被扣押。第五军军长阮兴武与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吉鸿昌、第二军五师师长宣侠父等人是朋友。阮兴武将王其梅扣押一天后，交由吉鸿昌部宣侠父师部。
王其梅到吉鸿昌部后，在宣侠父师部教导大队任副班长，党内任支部组织干事。没多久，在日军和国民党军夹击下，宣侠父在昌平小汤山全军覆没，王其梅只得折回北京。1934年秋王其梅就读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党内任支部书记。学习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劝退。1935年9月转入民国学院，任学院青年团支部书记。12月组织学生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王其梅曾两次组织民国学院的革命师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之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一直遭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1936年3月，王其梅再次被捕，不久被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义押送到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敌人施用“老虎凳”“压杠子”“打手板”等酷刑，王其梅坚贞不屈。敌人又将他送往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拘押，并将他判处死刑。但他视死如归，既不登报反共，也不悔过自首，和难友们坚持斗争。
二违父命 准备牺牲
远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得到王其梅被捕入狱的消息，又气又急，立即变卖部分家产，同时修书一封，叮嘱在清华大学当校医的王其梅堂哥王其楷，无论如何多开导开导，并想方设法将其从狱中赎回。
当堂哥王其楷到狱中看到王其梅戴着脚镣手铐，站在铁门外就哭了。他们兄弟关系较好，担心王其梅有生命危险。他们有了一段狱中对话：
王其楷说：“你又不缺吃少喝，不好好读书，尽干这些危险的事，自己坐监，吃苦头，使家里人为你担心。你究竟图什么？现在家里要我用钱托人把你赎出来，你只要悔个过，马上就可以出去。你还是写个悔过书，去好好读书吧，别再胡闹了。”
王其梅说：“我没错，无过可悔，我的事以后不用家里再管了。你如果有钱，就给我留下一点。”
堂哥看劝说无望，哭着走了。
随后，王其梅把堂哥留给他的钱全部交给了监狱中的党组织，用以订报、买书、买药，救治患病的难友。
这是王其梅对父亲的第二次抗争，他没有接受堂哥的开导，而是做好了长期坐牢、甚至随时就义的准备。
后来，王其梅曾回忆说，经过坐监及从军失败的教训，感到单凭革命热情蛮干势难避免失败。他对死并不恐惧，但是如牺牲太早，只觉得对党无甚贡献，不免存惋惜之情。
党组织时刻惦记着入狱的革命者。1936年11月，王其梅经党组织营救，从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到中共豫东特委驻地河南省西华县工作。
来到西华 领导革命
西华虽交通偏僻，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就在这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1926年，西华有了革命的火种，人们也慢慢知道了共产主义、共产党、工农红军。1936年，当地成立了中共豫东特委、西华县委，这一带的革命活动逐渐由隐蔽转入半公开状态。
带着党组织的重托，王其梅与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西华县委书记王子英接上关系后，即到当地红色根据地“三岗”（陵头岗、都城岗、苗里岗）担任普理学校教员，以学校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工作，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
普理学校是豫东特委从一个破旧的学校经过改造恢复起来的，校名也是共产党起的，含义是共产党要在这里宣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
学校位于艾岗乡陵头岗村。这里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党员，不要薪酬，学生免交学费，师生同上早操，同用河水洗脸，同唱革命歌曲，同睡麦秆地铺。王其梅等老师以学校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培养革命人才。
“西安事变”发生后，根据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形势，王其梅积极协助校长王子英组织全校师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西华县抗日救亡高潮。
1937年初，豫东地区发生较为严重的灾荒。地方豪绅囤积居奇、趁火打劫。国民党政权和地主、奸商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豫东特委和西华县委研究决定，打击恶霸奸商，救济穷苦百姓，以此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当年2月7日深夜，王其梅带领十几位武装人员，在胡晓初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下，袭击当地恶霸地主，开仓放粮，取得成功。
到了1937年4月，王其梅兼任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该站是党的秘密组织，全面负责上级派往豫东和华中的干部接待、审查和中转工作。王其梅负责此事，严谨细心，从未出现过一次差错。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其梅接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普理学校校长职务，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工作。
三违父命 竟成诀别
1938年的一天，王其梅的父母突然来到西华，还带了一些钱。原来，老人多方打听，终于得知王其梅在河南一个乡村教书，便不远千里到西华劝说儿子回湖南老家。他们来到西华后，见到了这里艰苦的条件，地瘠民贫，和鱼米之乡的老家桃源县相去甚远，父亲便对王其梅说：“月是故乡明。家乡有你许多同学，有的做了县长，有的当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你却在这里当穷教员，不如回湖南，何愁找不到一份好差事。”王其梅回答说：“我爱这个地方，已经把这里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爱这里的民众和我所教的学生，他们对我已有了感情，我怎么能走呢？再则，现在全国都在抗日，我就是不直接去前线，也不能越走离前线越远啊。”
父亲见劝说不行，又几乎命令似地对王其梅说：“你作为长子，应回家替我撑立门户。只要你回故乡，我死也瞑目了。”
王其梅还是立场坚定，他耐心解释并宽慰父亲，最后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不能回湖南。”
父母早已知道王其梅的身份，母亲就说，这孩子已经不听咱们的，咱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去劝说了。
结果可想而知，王其梅的父母在西华县住了数日，抱憾而归。回家不久，相继离世。
自古忠孝两难全，与父亲的第三次抗争，也成了王其梅与父母的最后一次相见。直至父母病逝，他也没有回老家桃源。
普理学校 留下佳话
革命者的学习生活是枯燥的、艰苦的。普理学校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只在早晨和晚上上课，白天大部分时间做军事训练。
王其梅主要讲授军事课。第一期干部培训班的学员睡的是地铺，特委、县委的一些领导和学员都挤在一个麦草大铺上睡。学员们军事训练十分严格，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王其梅带领大家野外训练，每天准时准点，风雨无阻。
军事训练严格是王其梅的教学风格。冬天里他每天都带学生赤脚在雪地里跑操，到河边打开冰层洗脸。
这里留下他许多军训、学习往事。
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培训班学员照常上操跑步，王其梅带领大家脱了鞋子光脚跑。一个学员家就在附近，那天因睡过了头迟到，被王其梅要求照样在操场上跑了几圈。
一次，王其梅打球时脚扭伤了，不能和学生一起跑步。但为了让学生军训不间断，他在学生跑步时同样脱掉鞋子，站在那里指挥。
为团结教育青年，王其梅利用在普理学校任教的公开身份，在学生中组织一支篮球队。他和学生们练球、赛球，通过比赛接触了附近的青年，和他们拉近了关系。他从北平带来的衣服比较时髦，就交给学校当演戏、演话剧的道具。
在这里，培训班为党输送大批优秀军政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几十人还走上省军级领导岗位，可见普理学校的影响力。
王其梅还和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的小警卫员刘尚文有过一段故事。
有一段时间，组织上为使王其梅养好身体，曾安排他到同事侯香山家里，一边工作一边休息。王其梅不肯享受特殊待遇，便离开侯香山家搬到学校和大家挤在一起。
第一次来到学校睡觉时，王其梅发现刘尚文不给他让位置，不光对他如此，对别人也一样。王其梅感到很奇怪，瞅机会笑着追问刘尚文怎么回事。
在王其梅追问下，刘尚文说，其实是他身上有虱子，和大家挨着睡，虱子会爬到大家身上。他怕影响大家休息。
王其梅听后，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告诉刘尚文，他在北京蹲过监狱，戴着脚镣手铐被投进监狱。里面没衣服换，又不能脱裤子，一件衣服一穿就是一年半载，身上的虱子不知有多少。痒得没办法，就想方设法抓虱子。放风时，捡到一把破扫帚回来，利用天好，把地扫净，把裤子脱下来仔细从裤子上往下扫。再说了，红军长征一件衣服穿了二万五千里，哪个干部战士身上没生过虱子。
王其梅安慰刘尚文，身上有虱子不怕，等天好了帮他捉虱子，打扫干净就没有了。
王其梅揭开了刘尚文思想上的疙瘩。从此，刘尚文性格开朗起来，也和大家挤在一起睡在一起了。王其梅还利用虱子对刘尚文讲革命道理：“虱子就像地主老财，吸血鬼。要把他们统统埋葬掉……”
在王其梅关心教育下，刘尚文明白了更多革命道理，深深感到了共产党的温暖。他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把一生奉献给党。后来，刘尚文逐渐成长为解放军的一名优秀指战员、战斗英雄。
刘尚文晚年的回忆录《戎马生涯》一书中，就有一篇文章《王其梅帮我抓虱子》，专门讲述了当年王其梅关心爱护他，并为他抓虱子的详情。文中言语间，流露对革命领路人——王其梅的敬仰与感恩，情真意切，让人泪目。
“宁要王大头，不要袁大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再次合作抗战。
1937年底，王其梅根据豫东特委安排，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举办了有300多人参加的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教官和队长。
为把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和农村青年培训成抗日骨干，王其梅除授课外，还聘请豫东特委领导同志及当地进步知名人士作教官。王其梅在学员中先后发展21名共产党员，使抗日烽火迅速燃烧。西华全境的抗日团体纷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协会、青年自卫队、民先队、妇救会、姊妹队、学生救国会等相继建立，进行宣传抗日、军事训练，时刻准备打击日本侵略者，西华县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
抗日干部训练班为西华、扶沟、淮阳等县培养一大批抗日骨干力量。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县模仿西华办起了抗日骨干训练班。抗日救亡宣传队伍越来越壮大，抗日的巨大声浪传到了豫东大地的每个角落。
王其梅把西华的革命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38年5月，豫东特委和西华县委根据上级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为主建立了一支约6000人的抗日武装。这就是后来远近闻名的西华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久改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根据国共合作需要，由国民党西华县长楚博担任司令员，魏凤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任副司令员，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任参谋长（实际为政委），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任政治部主任。于是，王其梅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领导西华抗日武装方面。
王其梅在西华的革命活动，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日伪政权曾以5万元“袁大头”悬赏他的人头。由于他长得敦厚结实，脑袋大，外号“王大头”。当地群众都说：“敌人想用‘袁大头’换‘王大头’，我们决不答应！宁要‘王大头’，不要‘袁大头’。”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一次次转危为安。
首下水东 前线杀寇
水东，一片红色的热土。它是在地图上找不到地名的地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区域名称。这个地理名称的出现，同一段悲壮的历史紧密相连。
1938年6月初，豫东大片国土被日寇占领。屡战屡败的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攻，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一泻千里，豫东等地一片混乱，西华形成了黄泛区。 “水东”是指改道后的新黄河以东地区。
抗日烽火首先在水东地区的睢县、杞县和太康县交界地带点燃。这一带称为“睢杞太”。
黄河水并没有阻挡住凶残的日军进攻。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我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果断指示西华抗日武装分两批东渡新黄河，先后到“睢杞太”地区，配合吴芝圃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首先出击“睢杞太”。
这时的“睢杞太”地区，各种武装势力已迅速分化：土匪大都变成了汉奸，另有一部分依附于国民党；诸多地主武装民团也见风使舵，充当日寇的爪牙；其他一些土匪，则称霸一方，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加上睢、杞、太三县分属商丘、开封和淮阳3个专区，统治者内部又有各种矛盾，也便成了三不管的地方，致使日、伪、顽、匪为所欲为，搞得昏天黑地，一片混乱！
7月中旬，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在参谋长沈东平，副司令员胡晓初、侯香山，政治部主任王其梅等人率领下，第一批东渡新黄河，到“睢杞太”寻机与日寇作战。
东征第一梯队经淮阳县东北直抵太康县城，在太康县城遭遇日军，经过激战收复太康县城。经短暂休整，部队继续北上，在睢县潮庄消灭伪匪董蔚亭部三四百人。沿途，战士们耳闻目睹日军犯下的罪行，更激发了打击侵略者的热情。
7月28日，东征第一梯队在睢县马路口村伏击日军，王其梅和沈东平一起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战，给敌人重大杀伤。由于游击战斗经验不足，战斗结束后没有及时撤出转移，遭打击后的日军很快组织一股日伪军增援反攻。战斗过程中，参谋长沈东平不幸牺牲，王其梅率部奋战得以突围。
沈东平牺牲后，王其梅和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领导人研究决定，由东征第二梯队屈申亭、王学武率部前往杞县傅集配合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作战，其余留在睢县平岗整训，并安葬沈东平及在马路口牺牲的烈士。四五天后的一天夜里，部队再遭敌人偷袭，因敌众我寡，王其梅率部返回西华。
由于消耗过大，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河南省委决定成立新的豫东特委，调周季方任豫东特委书记，王其梅任组织部长。
1938年8月初，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到达西华，部署西华、扶沟两县及豫东特委工作。在西华期间，彭雪枫多次同王其梅交谈，了解党在西华县工作开展及豫东特委、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的一些情况，并对党的工作征求意见。此时，王其梅身兼三职，既是中共西华县委书记、豫东特委组织部长，又是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政治部主任，肩上责任重大。
“睢杞太”后来成为水东地区的中心。此次征战“睢杞太”，也是王其梅首下水东。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