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升

作者简介

张翔升，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高级编辑，莫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先后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中国电视新闻一等奖、中国电视新闻奖三等奖(2次)、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特别奖、河南省委、省政府好新闻特别奖、河南省新闻奖等多种荣誉。

每年高考过后，都有落榜的孩子会痛苦很久。不过，我觉得，这没那么严重。

年轻时我也考过学。有不止一次，眼看我就要走人了，没想到功亏一篑却都是折在了最后一刻。

我没有认输。坚持着走了下来。

到最后，我读完了硕士、博士。

我30多岁时，还是只有一张小学文凭。因为生病，念完小学后我没再接着上学。

13岁那年，我患上了一种叫类风湿的病。这种病会让关节慢慢变形，活动期也能让人疼得生不如死。

退学治疗一段后，病情渐渐稳定了下来。没想到又突然开始了文革运动，学校里也乱了，我也就没再接着上学。

童年，我干过很多苦活累活：上山放羊，烈日下在河滩里砸石子，从轮窑里往外背滚烫的砖，在工地上送沙石、水泥……

这期间，我还学会了拉二胡、织毛衣、开火车。

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

因为非常清楚自己上过几年学，所以，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年，即1977、1978，我都没敢去报名。

那时候，中国的第三产业还远未起步，绝大多数工作都是靠体力，就连个澡堂都是属于国企。因为走路得拄拐杖，所以我一直找不到我能干的活。我愁啊，今后，我靠什么吃饭生活？

这，我才开始了读书考学。

在国内，我最后一次进考场是在1985年。

这年，考研突然冒出了个新词，叫“同等学力”。也就是说，不管你上过几年学，也不论你毕业于什么样的学校，只要能证明自己能力够，就让报名，让参加考试。

这一年，我以小学学历报考了硕士研究生。最后，迈过初中、高中、大学，直接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作为老三届，我们这代人，有幸福童年的不多。而且，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各不相同。

我爹妈都不识字。

因为穷，他们没有上过一天学。

我小时候，尽管都已经解放了，可我家还是穷得一贫如洗。长大后，眼见的现实促我猛醒：社会，它不可能绝对公平。若想找个好工作，要么你家里有人、有关系；要么你得有张好文凭。而我，既没文凭又有病。若不考上学，恐怕我这辈子都难过上好日子。

考学的路，我走得非常苦，也很艰难、漫长。不过，最终我还是读完了博士。到后来，我成了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也被多所大学聘为了教授。

1985年，我来北京上学，三年后获硕士学位。

198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年唯一的电视专业毕业生，我去央视找工作，人事办竟不要我。我提笔给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写了封自荐信。艾部长让要了我，把我要到了他办公室。

出于对电视的热爱，我从部机关又来到了央视。

几十年来，除了编导《新闻联播》外，我还编辑了中国第一本电视理论专著，撰写过《中央电视台新闻发展史》，获得了包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内的九次新闻奖。同时，我也被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聘为了教授。

我还去过美国和俄罗斯的大学，给他们的学生授过课。

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参考报》《环球时报》《中国消费者报》……，我都发表过作品。

回首看，今天看似再寻常不过的高考，当年却是我们这代人望眼欲穿的盼。亦可以说，是高考让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有了博弈平台，我们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八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

我是跪在妈跟前，看着妈躺在地下的草甸上慢慢闭上眼走的。妈咽气后，我拉起妈那干枯的手想让妈再摸摸我的脸，然而，母亲的手却慢慢变凉了。我再也没有妈了……

到该长个时，遇上了三年大饥荒。记忆中，这三年，我很少吃过饱饭。

患上类风湿后，有好多年，我不会翻身，不会坐，得拄着拐杖才能挪步。

长大后，我想当播音员，因为这工作不用多走路。行家说我音质很好，可又说我鼻音有点重。我找医生给鼻子做手术。不料，术中发生了意外，我流血差点没流死！

鼻音重治愈后，我找单位自荐。我就想试试自己的本事。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审听了我的录音后说：“反映很好，他们想要我，可该省组织部门不同意从外省吸收干部……”。

再找一家省台试试。

这一次，基本上成了。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转告我：他们研究后已定下了要我。没过多久，他们派人来郑州国棉四厂接我。没料到，政审，我被身边一小职员垫了一砖！没走成。

光阴如梭。我不敢再接着耗时自荐，该抓紧去考一次大学了。

1979年，我参加了高考。

那时，白天我得上班，所以只能晚上读书。白天累了一天，晚上一过10点就犯困。我大喝浓茶，不行，还是困。后来我发现饥饿有用，不准自己吃晚饭，在饥饿中读书能坚持过十二点。为了把最后一点儿时间都挤出来，冬天里睡觉，我常是10天8天才脱一次衣服。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考本科。我报了俄语专业。

这年，中国最棒的大学在河南的俄语录取线是241分，我考了297分，超过录取线56分！

我曾想：在当年所有俄语专业考生中，我的分会不会是全国第一？

然而，也就是从这年，从1979年起，外语专业开始有了年龄限制，不得大于23岁。

我超龄了，又没走成。

从年龄上来看，普通高考于我已不再有缘。若想上学，我也只有考研究生了。　

1982年，我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考分出来后，导师徐恒给我说：“今年考我的学生中，还数你分最高。可你想想，你只是个工人，又没上过大学，我们是招老师的……”

考了第一人家都不要，那就赶快止损转个方向吧。我这才选了与播音比较接近的专业——新闻学。

1984年，我去复旦新闻系参加硕士生复试。　

面试过程中，有老师问起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如实回答：“小学毕业以后我没再上过学。”

……

面试临结束时，一位面容慈祥的长者缓缓地说：“复旦，它不是一般的大学。我们建校已经79年了。上个月，里根总统和夫人还来我校做了演讲。就你这情况，在复旦，还没有先例……”

再次被拒。

被拒那天下午，我站在黄浦江边放声大哭！

日落黄昏后，尽管从我面前走过的行人多如过江之鲫，可我连一个想倾诉的人都找不到……

后半夜，熙攘的人群早已散去。昏暗灯光下，江边堤岸上只剩下了我孤零零一人。江面上吹来的凉风让我渐渐平静了下来。我心想：这一次，我已经摸到新闻系的门了。离我上学的日子，它还会远吗？

明年再考！

第二年，我终于如愿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乌拉！

在这里，不看学历重成绩。而且，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新闻界前辈也是荟萃云集。

读书的路，我没有就此止步。

2000年，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又打点行李负笈出发，去莫斯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进莫大新闻系，我立刻像往常一样又开始发狠！俩月不到，就背会了6000多个单词。

那时，车臣战争正打得激烈，莫斯科市内的爆炸也是接连不断。光头党、恐怖分子、马匪……就连警察，都趁着乱专好袭击抢劫中国人。

曾有一次，我被几个光头党打得满嘴是血，眼镜都被打飞。我发誓：今后上学我一定带把刀！可有同学告诉我：“这不行。凭你身上带有刀，警察可以随时抓走你……”

此后，上学路上，每次换车，我都是回头先往后看，唯恐再次遭到袭击……

俄国留学的日子，往多里说，满纸都是泪……

……

数年过后。论文几经修改已经付梓，连答辩的日期都已经定了下来，没想到，因我没有学士证书，答辩又被突然叫停。

后来，教育部于继海司长访俄期间听说了我的事。在他帮助下，由中国驻俄大使馆教育参赞裴玉芳出面，经俄罗斯教育部领导特批，我才被准予答辩。

答辩获全票一致通过。

我之所以提及这陈年往事，也是想给年轻人说：人，哪儿能事事都顺？考砸一次，它真的是小事一桩，甚至都不值一提。年轻，就是你的资本你的优势，你完全还可以从头再来。

读书，什么时候迈腿都不算晚，千万别认为没有了路。

遇到挫折，不必怨天，也更别责怪父母。有志向的孩子拼世界，无能的孩子才怼爹妈。

想想看：普天下，谁给的爱能多于自己父母？

逢进必考，在中国已成常态。较之过去，社会已有了太多公平。

祖国今天，国力日渐强大。没有饥馑，没有战乱。有几人还在为三餐而愁？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千万别信“寒门难出贵子”这些鬼话。

复旦拒了我后，我来北京找学校。白天，我在小饭馆里捡着吃；夜里，和要饭的一起，睡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也都过来了。

人，想要成功，说难也易。

勤思考，会规划，守诚信，爱助人，有毅力。

只要你能真正做好上述这五点，我相信，成功离你也就不会太远了。

一个人，出生的家庭无权选，而要走的路你可以自己定。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你若能把这次考砸的原因分析透，把痛苦用对了地方，遇一次挫折可能还是件好事。它能让人立志，让人发狠，甚至会变成超能。

诚然，也可先问问自己：去年备考时，你发的狠、你所付出的力，能否超过你身边其他所有同学？

光阴荏苒，岁月催人老。

不会忘：当年我在郑州大学蹭课，车得基校长知道我后，他像父亲一样倾力帮助我这个在校园里转悠的穷孩子。祝一清副校长则是把每期的《半月谈》都给我攒齐。

不会忘：那许多曾帮过我的老师：导师钱辛波，老师商恺、张连德；义马矿务局子弟小学的赵成恩；郑州大学的刘越石、陈汉生、陈克、王琪、王洪祥等多位老师。

于我，他们恩重如山！

你们还年轻，请别负韶华。

许多人，之所以一生都在受苦，那是因为他唯独受不了读书这份苦。

想考上个好点的名校，抛开智商咱不说，首先你得把力给它用到极限！

别等到老了，再为年轻时未曾努力而悔恨，因为此时皆晚。

年轻时多吃点苦，不是什么坏事。苦读一年，明年再去考一把。很可能，你也就成了。

这，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青春，对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