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辍学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刚16虚岁，体力还不完全具备应对繁重农业劳动的条件，生产队照顾我，安排爷爷带着我放猪。于是，在爷爷的领导下，我当了8个月的猪倌，自认是个不小的官儿。

爷爷和我统领的这支猪队伍，不仅仅有生产队喂养的十余头母猪和若干仔猪，主要成员还是社员自家养的一两头育肥猪，总数最多时有一百二三十头。

那时，农村养猪之所以要放牧，有两个原因：一是将猪统一赶到大草甸子上去放，它们可自寻野草野菜充饥，降低饲养成本，且可提高肉质；二是彼时人们生活不富裕，猪只能吃泔水加少许糟粕，常饥肠辘辘，猪本馕糠之物，饥之便嚎叫、拱圈，常有“悟能”趁主人不在家逃出圈，祸害庄稼，农户将其交给猪倌，亦有托管之意。

放猪的程序有定式。我作为猪倌，每天早上和下午上工前，在由家去往生产队大猪圈的路上，边走边甩响清脆的鞭子，并高喊“送猪啦”。闻此动静，上工的社员会顺便将家猪带出来送进生产队大猪圈。我掌握入圈信息，并向稍后赶到的爷爷报告猪到位情况。久而久之，我和爷爷根据特点，给各家的猪安了只有我们爷儿俩才知道的绰号，如“长条子”“大耳朵”等。我俩一提绰号，便知是哪头猪，是谁家的猪。待猪到齐，我便打开圈门，站在猪圈围墙之上，甩响鞭子，将“哼哼”们悉数赶出，晃晃悠悠向草甸子进发。

为防止行进中的猪群失控，爷爷抡着大鞭子在猪群后面掌控全局，我则甩着小鞭子控制猪群先头。刚开始猪们生分、不合群，乱跑乱咬，左蹿右跳。时间长了，倒也被我们爷儿俩弄得守纪律了。进入大草甸子，我们便轻松了许多。将猪群限控在预定范围，把越雷池者拢回即可。此时，爷爷坐下休息，我则抽空看些闲书并不时瞭望一下队伍，及时予以管控。得到爷爷批准，我还可以下河摸鱼捉虾，尽情玩耍。春末夏初，草甸子上开了很多鲜花。有一种叫山辣椒的植物，开杏黄色花，一大片一大片的，耀眼、美丽。天朗气清之时，坐在稍高处，俯瞰觅食的猪群，眼望蜂飞蝶舞，耳听虫鸣唧唧，心中升腾着春意盎然的兴奋。有时候，爷爷看到“局势”稳定，便回家干些农活，我则当起了“代理总管”，对不听招呼者，挥动鞭子教训一番。爷爷回来如发现猪身上有鞭痕，也会教育我一番。爷爷告诉我，猪记吃不记打，打没有用，还是要看管好。

每天中午和晚上，估摸着社员已收工回家，爷爷和我便赶着猪群回屯里。行至屯中央岔路口，我甩响鞭子，高喊几声：“猪回来啦！”意在告诉主人准备迎接。猪们接此信号，迅速解散，快速奔回家中，被主人收入圈，喂几瓢泔水，一餐便毕。我听过“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听过“灵狗救主”的传说，其实猪亦识家认主，无论家贫家富、吃喝好歹，很少有猪找错家的。认吃的本能使它记住了日常吃食的地方和经常给它投食的人。

猪倌虽比不得牧马汉子豪放，亦无牧羊姑娘那般悠然，但也乐趣无限。尽管世上早有牧马歌、牧羊曲，至今尚无放猪调，但甩鞭子的声音也是清脆欢畅的。当然乐极也生恼，时有苦做伴。某日下午放猪时，我怀揣两个香瓜，预备饥渴时与爷爷一起享用。天气炎热，我脱掉衣服放在岸边，跳入河里学“狗刨”，一个猛子扎进再钻出，发现几头猪在岸边撕扯着什么。仔细一看，马上傻眼，原来是猪循着香味而来，为吃到香瓜，把我的衣服撕成了碎片。经济损失没法向父母交代，无衣敝体更是尴尬。仲秋时节，庄稼在籽粒不断饱满的过程中释放出芬芳，记吃不记打的“八戒”们，被香气所诱，开始不安分了。稍不留神，便有不遵纪律者溜进草甸子边缘的庄稼地，扑倒庄稼，边吃边糟蹋。往返路上，更得加倍小心，要防止“胆肥者”溜号。尤其是返回的路上，有敢犯“天条”之“八戒”，会趁我们大意失察之机钻进地里，这是最糟糕的事。猪祸害庄稼，看地员不满意，生产队长不高兴，更主要的是猪没按时回家，主人不依，即使到夜间，我也必须给人家找回来。穿行在庄稼地里，我身上的裸露部分被庄稼叶子拉出一道道血痕。

11月底，地里的粮食和秸秆都收了回来，进入“撒扬”时节，意思是家禽家畜可撒开，任其到地里觅食。队伍解散了，我的“官职”被解除，开始了新的劳动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