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日下午,一场深刻与真诚并存的新书分享会在周口市新华书店购书中心举行。刘庆邦老师携新作《花灯调》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现将现场录音整理如下(有删节)。
主持人:在这美好的人间四月天,刘庆邦老师回到周口、回到家乡,给广大读者一个近距离与他见面的机会。
刘老师的新作《花灯调》讲述了一个奇女子带领一个乡村脱贫致富的故事。小说中说贵州偏远山区有一个农村叫高远村,那里地理条件恶劣。女主人公向家明放弃了令人艳羡的工作和富足安定的生活,选择来到这个小村庄,走向田间地头,攀在悬崖峭壁,住在简陋的屋舍,从“走新路”到“闯新路”再到“致富路”,她用她的真心、良心和责任心,让人民放心、舒心、安心。她与广大村民一起努力,共同书写了高远村这个“丑小鸭”乡村的华丽变形记。
在看这篇小说之前,听说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小说的种子》,在网络上看到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小说要会拐弯”这个有趣的话题,其中一定蕴含着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请您结合新作《花灯调》的创作过程,给我们讲一讲一篇小说从种子到写成作品的过程。
刘庆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读者朋友。家乡的书店对这本书的重视,也是对我作为书的作者的支持,非常感谢。
我认为小说的文本价值是通过阅读实现的。如果你的小说写出来了,没人看、没人阅读,那么它的价值就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小说的文本价值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不管多么好的小说,必须有读者的阅读。提到《小说的种子》,这个小孩都懂得,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颗种子,这是一个比喻,有的说是眼睛,有的说是支撑点,有的说是闪光点、爆发点等等。它其实是作家的思想、理念、概念,所以我们写小说之前,要有对生活的认识,发现美,发现隐藏的思想和主题。这个思想和主题在我们心灵的土壤里经过孕育,经过心灵阳光的照耀、心灵雨露的滋润,一点一点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长成一棵小树。比如说《花灯调》这棵小树,它的种子就是基于我对国家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奔小康重大决策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必须而且一定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站在人类的高度,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工程,以及它的伟大意义。
一座丰碑,就是要载入史册的。我之所以把它说成丰碑,而不是里程碑,也不用纪念碑,是因为里程碑有阶段性,我觉得用丰碑来概括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功绩、来概括中国农村的历史性的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更合适。这个丰碑,不是石碑,它是口碑。所谓口碑,是建立在人民心中的、有口皆言的,不是石头堆砌的,是口口相传的。
我喜欢用“三个千年”来评价这本书。首先是“千年一梦”。这个梦想就是中国人历代想脱离贫困,想过上富裕生活。我说这个梦想有千年,它不只是三千年、 五千年。有史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处在最底层,很受伤。国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比如中央政权需要财政支持,那怎么办?只有收税,收农业税;国家要对外防御、造兵器、养军队,钱从哪里来的?没有工业、没有采矿业、没有金子、没有银子,只能靠农民种点粮食。中国的历代农民太苦了,这个古时多有记载。《悯农》中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也就是说虽然所有的田都种了,但是仍然有人饿死,状况非常惨。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吃不饱饭、受贫穷。所以,吃饱饭、摆脱贫困一直是农民的千年梦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是责任田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不过还有一些提留,需要上交一些公粮。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粮食越来越多,2006年取消农业税,接着农民种田还可以领到补贴,这“千年一梦”终于实现了。第二个是“千年德政”。千年德政,我认为是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脱贫攻坚,是几千年来一个伟大的德政。这个很好理解。最后一个是“一步千年”。就是通过脱贫攻坚这一步,实现了跨越千年的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谓的思考。有了这些想法以后,我就一直想写这本书,不写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也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使命和良知。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一个作品。重要的是写出来了也就完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主持人:您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是因为您能够站在读者的角度进行创作。您在创作《花灯调》的时候,曾经深入贵州偏僻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去采访。对您来说,深入到生活当中去,是进行创作必须要做的事情吗?
刘庆邦:是的,我们必须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向生活学习。学习,就要到乡村去,到老百姓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然后踏踏实实跟他们交朋友。他们才会把自己内心的经历和故事说给你听。
写一部小说,要有两种准备。一种准备是自觉的准备,也叫主动的准备,那么另外一种准备呢,是不自觉的准备,也叫被动的准备。这两种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不自觉的准备?就是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是说我要去写这个东西的临时准备。临时准备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被动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更重要。比如我写这个作品,我的被动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人生经历。我作为一个50后的作家,人生经历特别丰富,好多大事我都经历过,五十多年的写作经验,特别是每一个困难的经历,以及贫穷的经历,都让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主动的、临时的准备,也非常有必要。如果你没有临时的、自觉的准备,就是刚才说的你不了解生活,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成年在城里住着,你不在乡村生活,你不了解农民的变化,你不了解驻村第一书记的整个奋斗过程,怎么行呢?把两种本领加起来,才能完成我们要写的作品。有了被动的长期的准备,才可以使作品更厚重。之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我说,从刚懂事就准备了。这个准备,不是技巧准备,是什么准备呢?是生活的准备,是饥饿的准备,还有生命的准备。这一系列的被动准备,使这个作品更加厚重。所以说,我认为深入生活是必要的,这两种准备都是必要的。
主持人:在创作《花灯调》的时候,您深入贵州的一个小山村,在这个村庄里肯定有一些让您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让您感动的事情,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庆邦:好的。我在那里生活时,每天跟着的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是个女书记。她嗓子非常好,唱歌唱得好,会唱好多歌,曾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市里的女检察员。天天跟她走,我就了解了很多生动的细节,都是让人非常难忘的。比如说知道了这个村的贫穷程度,叫深度贫困,无路、无水、无电、无通讯,好多老人、孩子在2015年之前都没见过汽车,这些是你想象不到的。出去打工的小伙子找着对象,有的生了孩子说回家看看吧,回去一看知道是这种贫困程度,女方忍受不了,把孩子丢下就走了。
我写的有一个小女孩叫王安新。她爸跟她妈谈了恋爱,回来后生下她。不等她满月,她妈就走了。家里有祖母,还有曾祖母,祖母70多岁,她快9岁。她妈走了,她成了一个留守儿童。她爸认为她妈走,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想改变贫穷的状况,想了一个邪招,去偷窃,到附近仓库偷了几箱酒。这个地方离茅台镇不太远,偷的是茅台酒。茅台酒的价格很高啊,她爸一下被判了15年。本来这小女孩就很可怜了,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这一个是穷的典型,还有一个是富的典型。2016年,全村5000多人,年人均收入867元,平均下来一个月才几十元。几年以后,年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是2016年的十倍还多。另外,村里还修了路,通了网络等,不但修了通村路,还修了通到各个小组、各家各户的路。
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典型人物。我在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一心要找一个驻村第一书记,这个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我见到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时特别高兴,“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我把她称为新时代新人。什么是新时代新人呢?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念、不变的初心,还有新的思想、新的担当、新的作为、新的奉献等,这些构成了他们光彩照人的气质。
除了这一个主要人物,还有一系列的人物,像镇长、转业军人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人,比如酒鬼,一喝了酒就给书记打电话,没吃的了,跟书记要好吃的,书记帮他找了工作,生活慢慢变好了。还有吸毒的,也是书记让他创业、帮他创业,后来不吸毒了,而且还找着老婆了。这些细节,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事实的真相。
主持人:您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为《花灯调》呢?
刘庆邦:我开始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这个书名是我在深入生活采访驻村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我觉得这个书记在整个过程中付出的眼泪太多了,书中提了六次。有的是为了争取一个项目,求人啊,有时说着说着她自己激动了,委屈地哭起来了。还有就是有些村民不听话、调皮捣蛋,比如说让他修路,他不修,好多人都修了,他还是不修,因为要占他家的地,搁那硬扛着。村里人做不通工作,只好请书记出面。书记也很生气,就大声吼他,就说我跑这么远是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们以后过好日子吗?还不是为了你们有路走吗?说着说着就哭了。村民一感动,就答应修路了。还有请人家吃饭,给人家敬酒,自己不能喝酒,喝了过敏,但为了成功签合同,不得不喝。喝了不舒服呀,就难受得流泪了。
后来,听他们唱《花灯调》,觉得《花灯调》这个名字比较喜庆,也比较好听。这是一个民间小调,人们看到生活的变化,就自己编成民间小调,从一月唱到十二月。我觉得这个挺好,所谓小调,是一种低调,也符合我写小说的一个观念,调子也符合我自己做人的这种调子,很保守低调。所以我改成《花灯调》以后,自己很高兴、很满意,也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赞赏。正好书出来以后赶上过新年,作家出版社就拿这个题目做文章,“飘逸花灯迎新春,就是唱响《花灯调》”。
主持人:著名评论家汪政先生说:“《花灯调》不仅是刘庆邦先生刻骨铭心的审美之旅,也是中国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收获。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尤其是作家对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深刻领会与真诚响应,为新乡土文学提供了极富生长力的新质。”再次感谢刘老师!
主持人 张俊红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