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绘画一途，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可谓珠联璧合，互相轩邈，争奇斗艳。这两位道德高尚、才艺超群、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曾合璧绘制《秋窗风雨图》《新华梦影图》《石瘦梅清图》《梅竹双清图》《五清图》《岁朝图》《梅菊图》《兰石图》《素心花对素心人》《梅花与松枝图》等画作，饮誉艺坛，至今还被传为佳话，为人所津津乐道。

张伯驹曾写有《潘画王题》一文，讲述的是清代画坛逸事。清代名画家潘恭寿，号莲巢，工诗能画，其画多含诗意。潘恭寿之画，无论山水、花卉，还是竹石，皆娟秀飘逸。但他的画作却不署款，而由著名书法家王文治题识，故而世称“潘画王题”。何以如此？王文治，“以书法妙天下，世罕知其能画”。张伯驹认为，王文治其实不仅工书法，而且擅画墨梅，韵致卓绝。“古云：能书者无不能画，而莲巢能画者何不书耶？”潘恭寿其实也是书画皆擅。既然潘恭寿和王文治，都是能书擅画之大家，那么为何还会有“潘画王题”的佳话呢？张伯驹曰:“盖因潘王同里所居，又为比邻，偶一画一题，为一时趣事，世因重之，求潘画者必求王题，遂成习尚耳。”原来如此，读过张伯驹的随笔《潘画王题》，我们才真正了解“潘画王题”这一艺坛佳话。

张伯驹与潘素，除了夫妻合绘画作，常常也是“潘画张题”，即由潘素作画，张伯驹题诗词于其上。张伯驹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等，多部词集刊行于世，还编著了《清词选》。张伯驹素有词坛奇才之誉，文思敏捷，掌故谙熟，其词风格多样，既发豪放之音，亦有婉约之声，词风拙重与纤细俱备，在骚坛享有盛誉。有论者说：“作为当代十大词人之一的张伯驹，是20世纪一位专业词人，其歌词创作，声情与词情并重，人称‘当代之李后主’。”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认为：“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艺坛中人，把张伯驹看作“当代十大词人之一”“当代李后主”“南唐二主后一人”“中国词史之殿军”等，评价可谓奇高，却也是公允客观的肯綮之言。而张伯驹书体的独特创造，就是书法界公认的如春蚕吐丝、燕雀高飞一样，超拔脱俗、独步高标的“鸟羽体”书法。这种书体的出奇之处在于，不仅笔法清淡空远，玉骨珊珊，而且风神超逸，饶有画意，这与他亦擅长绘画有关，也是艺术上触类旁通普遍规律的生动体现。刘海粟曾高度评价张伯驹的“鸟羽体”：“运毫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由于“鸟羽体”书法出古入今，别成一体，海内独步，而今张伯驹的片纸只字都是珍宝，这在当下的中国收藏界和拍卖界，已成共识。“潘画张题”的众多名作佳构，如《海思图》《大木颂图》《溪桥烟霭图》《梦边双栖图》《梅聘海棠图》《秋梧选韵图》《云峦叠彩图》，以及15幅《梦华图》等，夫妻配合默契，诗词书画相得益彰，浅深皆成趣，雅俗均可赏。

1980年2月2日，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画舫斋，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主办的“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展出张伯驹书画作品47件、潘素青绿山水作品56件。夫妇联袂，书画争辉，为首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美的文化盛宴。一时间，观者云集，盛况空前，好评如潮。还有不少书画爱好者和艺术院校的学生，手拿纸笔，对着张伯驹、潘素的书画作品仔细临摹、驻足揣摩，情景十分感人。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还曾于1981年年初合作，将两幅泼墨芭蕉图，托友人给定居台湾的国画大师张大千，请其补笔，表达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拳拳爱国之心。张大千欣然应允，在一幅画中补写双目异色黑白相间的波斯猫，在另一幅画中补写背立远眺的素装团扇仕女。隔海补写丹青传馨，共笔墨于尺素之间而成“双绝”。张伯驹、潘素夫妇利用这种艺术家特有的方式，为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开创了海峡两岸画家携手合作的先河，成就了一段艺坛佳话，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也是足可载入中国绘画史而传诸后世的风雅韵事。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张伯驹潘素书画集》，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因此，学界诸家每每议论张伯驹绘画之时，常与潘素作品相提并论。比如，被誉为报刊“补白大王”的郑逸梅说：“伯驹擅绘事，其夫人潘素的花卉也名盛艺苑。”“伯驹多才多艺，鉴赏外，又能画花卉。他的夫人潘素，固丹青能手，伯驹特用《论语》‘绘事后素’句刻一印章，自谦画在潘素之后。”由此可知，张伯驹与夫人潘素皆为丹青妙手，擅画花卉。“绘事后素”语出《论语·八佾》，张伯驹曾专门治一方“绘事后素”的闲章，自谦所画花卉位列潘素之后，其实各有特色，各擅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