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570万人报名参加。作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从此开启了他们新的人生道路。

47年来，高考跟随时代的浪潮不断革新，无数人的命运因高考而改写，高考也书写了他们记忆中举足轻重的一页。

本报拟采访1977年到2024年间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周口高考生，回望曾经的高考，重拾高考背后的记忆，一窥在“知识改变命运” 的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奋斗历程。在此，本报特向广大读者征集稿件，要求文章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文章要行文流畅，可读性强，有真情实感，价值观正确，可配发1至2张相关照片（高考旧照、准考证、课堂笔记等），不少于1000字。来稿请发送至周口日报社“我的高考记忆”专用邮箱：zkrbcyt@163.com，注明“我的高考记忆+所在城市+姓名+身份/职务+联系方式”。

我是1975年秋季从周口一中毕业，那年17岁。在学校，我还是有几分文采的，重大节日学校出校刊，常常刊登有我写的诗歌。市广播站还采用过我写的几篇文章。那年月，高中毕业生的选择就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毕业后，我被下放到商水化河当了一名知青，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1976年冬，征兵工作开始，我踊跃报名参军。接兵的连长看中了我的文才，当即表示：“只要身体、政审合格，你这个兵我要了！”那天，我激动得晚上睡不着觉，披衣点亮煤油灯。时值寒冬，乡村的夜非常冷，寒风在旷野中奔驰，发出尖锐的声音，但我的心却燃着一团火。我坐在被窝里，让思绪像开闸的水一样放纵奔流！到天亮，一首《奔向远方》的长诗一气呵成。然而，现实把我的梦击得粉碎，知青组只有一个指标，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未能如愿。

公社武装部部长笑吟吟地安慰我：“明年去吧，明年你是公社第一名。”我知道这是在敷衍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让它流出来。

1977年春天，我被商水县电机厂招去当了一名车工。同年10月，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在车间隆隆作响的机器旁，我一边干活一边复习。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夜战；夜晚上班，白天到学校听课，我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把浪费的时间找回来。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度过的，学到的知识非常少，要在较短时间内重学中学知识，难度是相当大的。

父亲担心我高考落榜了心理承受不了，劝阻我说：“不要好高骛远，知识分子的境遇不见得比工人阶级好，还是当一名本分的工人，学点技术，比啥都强。”我知道，父亲经历的时代，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77年12月份，我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届高考。1978年4月，我收到淮阳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并没有去报到，我想向更高层次迈进。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我收到河南省中医学徒班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河南省卫生厅在全省高考上线的考生中选拔500名中医本科五年制以师带徒学生。

大学生活打开了全新的知识天地，我年轻的生命体味到人生的乐趣。我不允许学习以外的事情占据我的时间，我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时时告诫自己不要虚度光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1983年7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周口市（现川汇区）人民医院工作。1985年，当“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时，我被调到周口市（现川汇区）卫生局工作。1987年，我被调到周口市（现川汇区）委办公室工作。1989年我被调到周口地委（现周口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直至退休。

我常常感慨，我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好时代。知识不仅能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也能改变个人的命运。②18

（王爱民口述 记者陈永团整理 图片由王爱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