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在谈论中国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时候，大都认为，陶渊明身上既有散淡飘逸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而这恰好构成陶渊明的双重人格。比如，鲁迅就曾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

张伯驹和陶渊明一样，亦有散淡飘逸和金刚怒目的双重文化人格。在一般人眼里，张伯驹不慕名利，恬然自乐，一副世外隐士的形象，殊不知，他同样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勇于抗争，对于各种丑恶现象，往往直接发声，予以针砭。

我们读过张伯驹的《三希堂晋帖》，即可真切感知他的金刚怒目。众所周知，清代乾隆是一位书画皇帝，收藏了不少历代书画真迹，尤其看重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后来，《中秋帖》和《伯远帖》归郭世五所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张伯驹恐怕《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海外，遂委托惠古斋老板柳春农打探，得知此二帖在郭世五之子郭昭俊手中，张伯驹欲收蓄之，奈何郭昭俊狮子大张口，一帖即要价三千万联币，合当时黄金一千两，张伯驹财力不逮，只好作罢。可是不久，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北京视察，郭昭俊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贿于宋子文，因而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职务。

张伯驹闻听大怒，郁结于胸，难以平复。翌年，张伯驹的朋友潘伯鹰在上海主编《新民晚报》副刊，专门来信向张伯驹约稿。于是，张伯驹说：“余写《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记》应之，遂揭露二希法帖经过。”文章刊发以后，舆论大哗，众说纷纭。宋子文畏惧物议，急忙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郭昭俊，以平息众怒。

张伯驹此举，显示了他嫉恶如仇、敢于和邪恶势力斗争、金刚怒目的文化人格。与此相应，张伯驹还深刻揭露了旧时代社会的黑暗。“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挟逃，又竟无人管，怪极。”以上张伯驹引用当时《新民晚报·艺坛通讯》的一段文字，寥寥数语，便将当时国统区社会动荡、法纪松弛，任由文物贩子胡作非为，导致大量国宝流失海外等诸种怪象乱象，毫不留情地剥开示人。这些都可以看出张伯驹金刚怒目的一面。

张伯驹对不平之事，常常语含讽刺，显示了其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文化人格。宋代伊始，殿试后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还要为新科进士举行宴会，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进行，是为“琼林宴”。张伯驹的随笔《琼林宴》，先对有清一代所谓的“琼林宴”进行叙述：“琼林宴由光禄寺及礼部承办，新科进士齐集拜揖入座，二人一席，席各陈干果十几事，坐定后旋即起拜辞去，干果则由伺役一抢而空。视此颇如戏台上之饮宴，只少吹牌子耳。”接着，张伯驹又写他的朋友溥叔明，自叙其结婚时入宫赐宴的情形：“行礼后衣冠入席，止一人，肴馔满前，但例不能举箸，少坐起，谢恩出。”然后，张伯驹生发议论：“宫廷赐宴尚如此，则光禄寺礼部之琼林宴可知。故当时有口号云：‘光禄寺茶汤，武备院刀枪，翰林院文章，太常寺笙簧，钦天监阴阳，太医院药方。’言皆样子货也。”张伯驹援引当时的民谚，针砭了“琼林宴”等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实则意在言外，鞭挞的不仅仅是上述种种，而是一切不合理的社会丑恶世相，深刻含蓄又入木三分。张伯驹金刚怒目、孤高狷介之个性也因之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