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原名《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大多都有“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的题注，表明其编撰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

关于周兴嗣，《梁书》和《南史》上都有他的传记。周兴嗣是南朝梁代的著名文臣。史书记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也。世居姑孰，博学善属文。”他的祖籍是“陈郡项”。南北朝时“陈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项”，古县名，春秋时为项国，秦置项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槐店镇一带。南北朝时，项县在今沈丘县，隶属陈郡。到明朝时，项县为今项城市秣陵镇，称“项城”，而将原项县东部划归沈丘县，沈丘县城由临泉西迁至乳香台，即今沈丘县老城镇。也就是说，秦汉至南北朝时的项县，在今沈丘县区域。所以南北朝时的“陈郡项人”周兴嗣，祖籍应为今沈丘县。

周兴嗣是西汉经学家、太子太傅周堪的后代。其高祖周凝，晋时曾任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周兴嗣祖籍在今沈丘县，但在晋代“永嘉南渡”时，全家迁到了江南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周兴嗣13岁时，只身到齐的京师建康（今南京）游学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常与江南名士唱和，以其文采飞扬、才学超凡而名重一时。传说周兴嗣游学时，曾在一家旅店住宿，夜里听见有人对他说：“你才学盖世，不久就会结识尊贵的大臣，并被圣明的君主重用。”可是一直到声音消失，他也没能听出说话的人在哪儿。著名文学家谢朏任吴兴太守时，经常与周兴嗣谈论文史，并向朝廷极力推荐周兴嗣。后来萧衍代齐建梁，周兴嗣上奏《休平赋》，文章非常优美，受到萧衍重视，聘他任安成王国侍郎，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萧衍就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他博通文史，善音律、精书法，是一位文学艺术修养极高的皇帝，后人认为“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梁武帝把南京城内自己的旧居改建为光宅寺，命周兴嗣与另一位文臣各写一篇碑文。碑文完成后，梁武帝只使用了周兴嗣的作品。自此以后，《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等文章，梁武帝都要周兴嗣完成。每成一篇，周兴嗣都会受到梁武帝的称赞和赏赐。此后，周兴嗣任员外散骑侍郎，协助编撰国史，又升任给事中，主要职责是为皇室撰写文稿。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周兴嗣病故。周兴嗣作为皇家御笔，撰有《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专著百余卷、文集十卷。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千字文》。

关于《千字文》的成书过程，唐宋时的文献讲了一个颇为传奇的故事。唐代李绰在《尚书故实》中说：“《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这件事在唐宋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这个故事提供了五点信息：第一，《千字文》是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编写的，后来流传版本大多都有“敕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的题注，“敕”就是皇帝诏令。第二，《千字文》一千个字的来源是梁武帝命人拓写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故称“大王”。第三，所拓王羲之的一千字，每字片纸，字字孤立，杂碎无序，不好记忆，梁武帝召令周兴嗣为之次韵。周兴嗣奉命将这一千个杂乱无序的零散汉字编排成为一篇意义完整、结构严密、文采斐然、音韵和谐的四言韵文。所谓“次韵”，就是按照韵律编排成文的意思。第四，梁武帝命周兴嗣将王羲之千字编缀成文，目的是为了“教诸王书”，就是教他的皇子们识字、写字。也就是说，《千字文》自从诞生时起，就是启蒙识字教材和书法范本。第五，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临写了八百本《千字文》散发各寺庙，对《千字文》的流传起到了巨大作用。

至于故事中所讲周兴嗣编撰《千字文》只用了一夜，且鬓发皆白，则有些演义和夸张了。更为夸张的是唐代李冗的《独异志》所记：“周兴嗣为梁散骑常侍，聪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无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为了写《千字文》，周兴嗣鞠躬尽瘁：鬓发白了，眼睛瞎了，心也碎了。这一方面是说周兴嗣才思过人，另一方面也表明先集字后成文，在一千个固定的汉字的限制之下，遣词用字不得自由选择，实在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周兴嗣这样的才子，也为之呕心沥血、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