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后记

书法有法，有法必有论，有论必有异于常人之思想。古之论书，多为笔札，虽多言技巧小术，却有肇始之功。儒家中和穆穆，道家大朴不雕，禅家佛无常相，都或多或少影响着书法的进退取舍，启迪书家的笔墨走向。书论体系构建之成熟，应在有唐一朝。之前，或伪托神仙，梦中得笔，或停留于简单的比拟，以象说法，皆不足为炫。

唐人论书，多咻咻于用笔，喋喋于小“技”。至孙过庭、张怀瓘出，而体系恢宏明了，综赅史论，论于一炉，真知灼见也。

宋人论书，虽多为题跋笔札，只言片语，往往也能“点石成金”，但著述极少成洋洋大观者。

元代书论以郑杓《衍极》最具特色，以《易》之框架筑其理论，把书法归于玄辩思维之产物，有可取之处。

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以禅理悟书省画，于今仍有裨益。项穆《书法雅言》倒是蔚为大观，以中和为老臬，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为灵魂来构造自己的美学体系。

清代碑学大兴，诸帝游艺翰墨，亲炙恭行。官贾士庶，无不以书为举。理论方面，傅山的“宁丑”思想、阮元的“北碑南帖”之说，加上包世臣与康有为前后呼应，崇碑鼓倡，遂成浼浼巨流，其影响不泯于当代。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艺术思想的涌入，论书之言更是乱花迷眼，仁智互见，或寄人篱下、或另辟蹊径、或古今一炉、或中西搭配。尤其当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海量资料的呈现，讲技弄巧者众，而从不言书处窥觅思想玄奥之所在者寡矣。

余洗砚五十余年，其间因写新诗断断续续，至2000年方才以书为事。闲暇之余，零星地翻阅一些书论，真正系统研读却是近五年的事。凡能搜索到的古人书论，皆一一读之。终于有拙著《一瓢居书话》问世，上面记录着我思索、感悟的点点滴滴。半年之后，总觉语犹未尽，未能系统地阐述我的书法思想与审美理念。于是，又有了这本《一瓢居书举》。本书提出了书法之“法”的“大法”概念，系统地阐释了法与技、法与学、法与心、法与时、法与名等辩证关系，完善了“大法”的内涵和外延。另外，又在“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的基础上提出了“今人尚趣”的新的审美理念和标准。孟会祥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先生大文，书法之《道德经》也。”指出此书虽然谈“法”，却具有“经”的性质和意义。因我曾用小楷抄《道德经》近二百遍，故其思想对我影响至深。遂以此为范，取其体式八十一章，共五千七百五十五言，既是对《一瓢居书话》的补充，也是对书法之“法”另一种形式的探索和解读。

由于自己非专业理论工作者，文中难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望众方家、学者、同道不吝批评赐教，以充余之虚廪，自当感激。

赠人以法，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法，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法，乐于钟鼓琴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