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我从部队回到老家，当时被分配到公社武装部工作，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室内有一个小木板床。“文革”开始后，我受到斗争与批判，被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室内那张小破木板床也被抬走了。

　　到乡下后，我被领到一间门朝北的破烟炕屋里，生产队长给我找来一张用麻绳编的小软床，把我安顿下来。由于床太短，每天睡觉时，只好把头枕在一块硬木头上，脚伸到床外边。天长日久，头和脖子磨得生疼，脚脖子也肿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斗胆向带队的领导提出能不能给换张床，领导说：“劳动改造，睡这样的床也就够了，不然，你就和饲养员睡在草屋里吧，反正，恁都是一类人（饲养员是地富成分）。”我无奈，只好拿起被子搬到饲养室睡在草铺上。

　　当时，妻子和孩子也睡地铺，我们就在市场上买了一捆麦草铺在地上。冬天睡草铺还可以，一到热天睡草铺实在难受，身上起了很多红疙瘩，我只好把草席直接铺在地上睡。

　　１９７８年母亲看我们常年睡地铺，心里十分难受，就把老家院子里唯一一棵榆树出掉，找人做了张木板床给我送来。

　　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四口人住一张床拥挤，我就把靠墙的那边两头用砖头垒起来，上边放一块长板子，改造成一张超大床。

　　改革开放后，１９８０年我被调到县统战部作对台工作，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我分到了一套７３平方米的楼房，两个小孩各自有屋、有床，搬进新房，全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家盖起了两层楼房，孩子在单位分了一套楼房，全家人人睡上了席梦思床。

　　如今，那张小板子床，老伴仍舍不得扔掉，她说：“看见那张小床，就不能忘记过去艰苦困难的生活，就不能忘记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