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４年，母亲３岁，姥爷去世了。从此，母亲便与姥姥相依为命，在抗战与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经历着逃荒、跑匪等流离失所、难以为继的生活。所幸的是家乡很快就解放了。１９５０年，母亲９岁时实现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背着姥姥缝制的小书包，高高兴兴地迈进小学堂，踏上了她的求学之路。

　　母亲讲，那时的学校建在一座破旧的寺院里，课桌、椅都是用黄泥垒的，黑板是木板上涂的锅底灰，粉笔也是黄泥捏后晒干的，纸是黄裱纸，粗糙不堪，墨要自己研，写出字来臭烘烘的，课本不够，要几个孩子共用，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都学得很起劲。解放了，天是晴朗的，太阳是火红的，虽然艰苦，但人心都是暖洋洋的。每当讲起这段历史来母亲总是面带笑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正上高中，这也是母亲求学历程中最艰辛的一段。上学要到二十公里外的学校，没有自行车和公共汽车，来回全靠步行。没有吃的，每星期带到学校去的黑窝窝头也要跑几家亲戚才能凑齐，学校只负责加热和提供开水，连点咸盐都吃不上。最难过的就是夏天，还没两天馍就发霉变馊了，没办法，霉醭子擦掉照样吃，不吃就得挨饿，母亲说，她曾为此几次吐得翻江倒海。但是，面对教室里越来越多的空位置，母亲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及至参加完高考报了志愿后，母亲却迟迟未收到她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才得知，国家因经济困难，缺乏办学条件，大量大中专院校被关闭，母亲所报的学校也在关闭之列，母亲不得不含泪结束了她的求学之路。

　　１９７７年９月，我还未过６岁生日，却羡艳那些背书包的小学生，在我的极力哀求下，当民办教师的母亲终于利用“职权”，让我进了学校。那时的乡间小学，论起办学条件，比起建国初期当然好了很多，起码粉笔和黑板都是正规的，作业簿和课本也都能保证。但“文革”刚刚结束，农村的条件还相当艰苦，看到每学期三五元钱的学费都令父母作难，我也很自觉，本子写完正面写反面，再不就拾烟盒纸，反过来展平，回家用线缝起来照样写字。铅笔用的捏不住了，就找一截小竹管套上再用。最恼人的就是没有电，点灯又怕费油，所有的作业都要赶在天黑之前写完，常常写着写着天色暗了，字迹越来越模糊，瞅得人眼疼。

　　幸运的是改革的春风很快吹进了我的村庄，家里有了余粮，手里有了闲钱，和同学们一样，我也拥有了书包、文具盒、钢笔等以前不敢问津的文具，家里熏人的煤油灯也换成了大灯泡。１９８２年，我家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也给我的学习增添了动力。１９８９年，我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圆了母亲的大学梦。

　　相对于母亲和我来说，女儿的求学之路却是那样轻松平坦。３岁上幼儿园，来回有班车接送，教室寝室里有空调，中午饭在学校里吃，定的有营养食谱，中间还有水果点心等加餐，课桌、椅是可按身高调节的，削笔器、自动铅笔、芭比娃娃、变形金刚等，我们小时候连想都不敢想的各式各样的文具和玩具让人眼花缭乱。很快女儿上小学了，国家又出台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免，家里也添置了电脑、面包车，生活条件的步步提高，让女儿的求学之路变得幸福甜蜜。

　　母亲、我、女儿，三代人，三条不同的求学之路，却折射出我们祖国６０年的发展历程。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