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一个人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便很想为这个人说上几句话，写上一段文字，表达自己的敬意。但又不知从哪个角度、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最合适，只能在冲动与迟疑之间焦虑地徘徊，以至于吃饭、开会、乘车时，脸上若有所思，口中念念有词，这在别人看来就成了幽默，在自己来说就是煎熬了。

　　我就“遭遇”了一次这样的煎熬。

　　3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在郑州，友人送我一套《萧士栋文集》和回忆录专辑《捧着一颗心来——忆萧士栋先生》，说是纪念一位去世20年的普通教师的书，提着沉甸甸的。回到住处已十点，放在行李箱里，想着以后再抽时间细看。可是多年养成了习惯：得了书，总要在睡觉前先翻一翻。这一翻不打紧，像被一根线牵着一般，一直看了下去，或仰慕，或长叹，直至泪湿衣襟，合上书，看手机上已是凌晨4点半，窗外已露微光。

　　这是一位历尽苦难的教师。

　　这是一位历尽苦难后奉献大爱的教师。

　　这是一位历尽苦难后奉献大爱活活累死的教师。

　　这位教师的名字叫萧士栋，原河南周口师专（现周口师院）一位平凡的教师，我想在文中称先生合适些。

　　先生生于战乱之时，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贯穿于先生青年时期的成长历程。在《士栋足踪》中，先生记述了求学生涯的艰难困苦与颠沛流离。即便如此，先生因天资聪颖，又好学苦读，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豫东“神童”，有“升入某小学，不就，以第一名考取某小学”的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工作后，因知识渊博，广闻强记，才思敏捷，能教善写，多有著述，被教育界誉为“豫东才子”。但是，正当先生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之时，一场政治运动袭来，先生蒙受冤屈，经受了长达20年的痛苦折磨：“1958年（29岁）1月被批判，3月划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国营淮阳农场劳动改造……”大跃进“要求12点休息，晨5点起床……1961年（32岁）年底进城看望妻子儿女，不相见已1000多天，见面无话可说，匆匆离去……1968年（39岁）这一年在大田劳动。住南猪圈，夜里看猪……1969年（40岁）牙疼日久，拔去三个。白日大田劳动，夜间看庄稼苗圃，大约有10个月在野地草庵中住宿。暑天，又随泥水工人学盖房。”（见《士栋足踪》）更多的，是只记一句话，不是“全年在大田劳动”，就是“全年在马屋劳动”。从这极为简略的文字中，先生20年间内心的悲苦、身体的戕害、思想的禁锢、灵魂的磨难，只能靠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了。一个被誉为“豫东才子”的知识分子的30岁到50岁，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世间最令人痛心的事莫过于对一个人性情理想和青春生命的践踏，先生不幸遇上，此为一叹。

　　有道是苍天有眼，黄土不埋真金，先生终于等到云开日出这一天。先生复职时，周口地区各县市上演了一场“抢才大战”。有的说：他原是我校教师，应回我校任教；有的说：我校是重点高中，应到我校教毕业班；有的说：他适合做教研工作，应到我县教研室来。但周口师专（当时叫周口师范大专班）领导求得地委宣传部和教育局的支持，在争夺战中胜出。

　　一个人在历尽劫难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动面对社会，这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和情操的。有的要疯狂报复，有的狮子大开口要索赔，有的悲天悯人，有的沉默一隅；也有的人，在遭遇大难的过程中聚集了大爱，要以德报怨。先生就是这样：“要把因错划右派没能为教育事业出力所耽误的20年补出来，不管补多少，我都要补。”这闪耀着一个善良的教师的人性光芒！

　　写到这里，我联想到我国的三次大地震。汶川地震时，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千里跋涉，风餐露宿，赶往汶川救人；玉树地震后，汶川地震的幸存者不顾高原反应，赶往玉树救人。他们经历了大难，懂得了大爱，释放着大爱。

　　从1978年秋重登教坛，到1989年初卧倒病榻，先生10年干了30年的工作：教书、主编学报、主编《作文月报》、课余为难以数计的教师改稿、主持四届地区语文年会、承办全国、全省研讨会、走遍百余县乡义务讲学、出版五部语文专著、发表300余篇教育教学论文……特别是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并践行“教学法下乡”，即深入乡村中小学，听课、评课、说课、作示范课，鼓舞贫困地区语文教师的士气，解决偏远学校教师燃眉之急。在当时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偏低的地区提高了语文教学水平，以讲代训，培养了一大批能研善教的农村语文教师。他个人逐步形成了“九法”“十能”的教学体系，成为我国中南地区乃至全国语文教学研究方面的一面旗帜。

　　1989年3月，先生在病榻之上这样写道：“1989年我还有几项具体任务要完成：召开地区中语会第五次年会，换届交班。主编《颍河流经的绿色平原》。在湖北召开中南六省区师专新教材，《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使用研讨会……所以，我必须赶快好起来！”可惜，先生太累了，在一个月后的4月27日匆匆离世。

　　先生是为了补回被无端耽误的20年、践行自己教书育人的生命追求，积劳成疾，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我国的教育事业的！此为二叹。

　　有人说：中国的教师诉求最少，最容易满足，最善良，最知投桃报李、士为知己者死。这在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先生复出时，遇到了周口师专（当时叫大专班）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高世荣。高把他抢进学校，在当时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想办法帮助先生适应新工作，新环境，先生以夜以继日的工作相报答。这之后，先生遇到了又一个知己：地委书记张文韵。说心里话，我在景仰先生的同时，对这位求贤若渴、尊师重教的地委书记也是心怀敬意的。据先生记述，1984年3月，先生主持召开周口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张书记率专员以下16位地县领导出席年会，听报告。1989年1月8日，先生最后一次到西华县大王庄讲学，当时雨雪交加，张书记带车全程陪同。另据先生的朋友写的怀念文章中记载，在1989年5月2日先生追悼大会上，已退居二线的张文韵，与河南省教委主任、周口地委书记、专员、各县市主要领导及社会贤达和同仁、弟子近千人冒雨参加，这在当时是全国仅有的一次为一个普通教师举行的如此高规格的葬礼。此为三叹。

　　在仰视先生的灵魂，穿越时空，与先生进行天地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闪光点，那就是先生在身体力行“教学法下乡”的时候给自己立的一个规矩，我把它总结为“三不”：先生虽非官员，但在当时当地名声很大，请他讲学的人络绎不绝，先生就给自己定下不吃请、不收讲课费、不接送的规矩，而且一直坚持。就连病中最后一次讲学，也是到中午12点与张书记冒雪返回后吃饭的。

　　这让我想起了当今的一些现象。

　　我想起了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大师”和“大家”们。当然，名符其实的有。可也有少数人，去外地讲学，往往先要谈好讲课费，再讲好吃住行的条件，有的还要谈旅游条件，接待方陪同的官员级别什么的。我就认识一位“大师”，整天价掂个破包儿，到处走穴，钱也拿了，景点也游了，吃了，喝了，飞了，但听课的人却评价“老一套，没新意”。对照先生的“三不”，这位大师怎不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干部。中央纪委提出的廉洁自律的要求和规定很多，但落实起来却有难度。党风廉政建设仍然是我党各级纪检监察部门的一个工作重点。对照先生“三不”，我找出了我们与先生的几个不同：一是对象不同。先生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自然要遵守；我们是对别人特别是下属提出来的，自己执行起来弹性就大了。二是背景不同。先生从苦难中来，20年与最穷苦的农民一起生活，亲眼看到学生上学的艰难，教师教书的艰难，学校运转的艰难，所以体恤民众疾苦，知道群众凑钱买礼物雇车不容易，那讲课费可能就是农家的油盐钱、孩子的学费。我们是从优越的工作环境到基层困难的地方去锻炼，上来的人知道珍惜，下去的人很难感同身受。所以，这一来一去，一上一下，工作的难度就大了。三是程序不同。先生是先做后说，我们是先说后做。往往多说少做或只说不做，就流于口头了。

　　我想：先生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先生是人们（包括我）用心投票、用心颁发、用心敬奉的大师。纵经年累月，也不会失色。我还想：一个普通教师，走了20年了，人们还在深深怀念着他，那么多人忙碌着为他出书，写怀念文章，这是一个做出奇迹的人留下的一个奇迹。

　　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在《捧着一颗心来——忆萧士栋先生》序中这样写道：“从他撰写的语文教学法、文章学、语言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研究论文……看到了一位儒雅善良、坦诚正直、成就斐然的学者，一位毕生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一位极具人格魅力与亲和力的长者……体味到一代知识分子立德、立志、立言、凜凛然的名节之风。”

　　我个人觉得:先生就是一个普通的善待他人、善待社会、以良知感召人、捧着一颗良心勤奋敬业的好人。

　　作为领导干部，讲党心先要讲良心。如果我们都像先生那样凭着良心待人待事，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明丽澄澈，该是多么的祥和美好！

　　学一学先生吧，从良心学起，从“三不”学起。

　　·张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