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块钱，在当今只能买一盒冰激凌，既谈不上是重金，更谈不上购车、买房，只能是日常生活中的零用小钱。可是，在当年对我来说，五块钱的意义却远比天大，分量更比泰山还重。因为，五块钱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1956年6月下旬，我正在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迎接高考。一天，我的班主任孟庆尘老师找我谈话。孟老师说：中国人民大学最近在郑州招生，学校研究决定，让你去参加考试。我毫无思想准备，听到叫我去参加考试，心里有些不安。孟老师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劝我说：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特批的全国唯一一所提前、单独招生的高校，考上考不上都没有关系，考上了，你可以上全国最好的大学；考不上，还有一段时间，准备准备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只当练练兵。

　　孟老师几句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我问孟老师，我报什么专业好？

　　孟老师说：你是三好学生（学习好、思想好、身体好），而且文科、理科都好，考试的课目越多对你越有利，你报哲学专业吧，因为哲学专业文科、理科都考。

　　孟老师是教语文的，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为人师表，爱生如子。我靠助学金维持生活，有病了孟老师往往自己拿钱给我治病。孟老师对我可以说是情深义重。听了孟老师的话，我决定报哲学专业本科。最后我问，咋去郑州参加考试呀？

　　孟老师知道我身无分文，学校不补助钱，我是无能为力的，便说：给你五块钱，大伙上给你带一兜馍，按时去郑州参加考试吧。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与单鸿恩等同学搭火车一同到达郑州，住在郑州八中教学楼上，地板上铺一张席就算是床铺。我是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省会郑州，又是第一次参加高考，夜里躺在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不由得想起了我充满辛酸与血泪的求学之路。

　　我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杞县当时是兵荒马乱，旱灾、虫灾连年不断。我两岁时父亲病逝，家里靠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正当我到了上学的年龄，1943年秋季黄河东岸从中牟至太康决口11处，滔滔黄水铺天盖地淹没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母子只得四处逃荒要饭，沿街乞讨，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家乡解放了，黄水也下去了。我们回到已变成一片废墟的家乡，母亲带着我和哥哥砍木棍割野草，搭起一个草庵子，算是有了一个藏头落脚的地方。母亲勤劳、善良、忠厚、贤德，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拖着病弱的身体，既要干笨重的农活，又要忙家务活，夜里还要做针线活。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有严重肺气肿，整夜咳嗽吐痰，也舍不得花钱看病。后来，在舅舅帮助下，家里刚刚盖起几间草房，母亲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匆匆离开了我们。

　　这时我只得跟着大爷过活。我12岁才开始上小学。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我用3年时间学完了6年的课程，顺利考上了初中和高中……

　　考试那天，艳阳高照。我带着考试用具急忙赶到设在省政府大礼堂的考场。卷子发下来了，我一看试题，乱哄哄的脑子顿时沉静下来了，题并不难，我便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答题之中。

　　考完了，我一盘点，来回火车票钱，加上饭钱等，总共花了三块钱，还节余两块钱，心里乐滋滋的。可一想到能否考上？心里又很沉重。参加考试的满满坐了一大礼堂，并且这些人都是全省各个学校选送来的尖子，特别看到许多穿戴讲究的同学，心中更生出自卑感。不由得反问自己：穿着粗布衣，啃着干馍，甚至发霉的馍，每顿只喝五分钱一碗榨菜汤的穷学生能行吗？时不等人，我顾不得喘口气，便怀揣着节约下来的两块钱，带着种种疑问回到了学校，重新投入到迎接高考的复习之中。

　　熬过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逐题演算数学题时，听到校园内一浪高过一浪的欢笑声，考上了！考上了！很快一张河南日报送到了我的面前。我一眼便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郑州考区第一、二次录取新生名单：在哲学专业一栏下，我名列第一。我生怕看错了，定定神连看几遍，一点不错，是我。迎接高考紧绷的弦松下来了，我高兴极了。同学们为我欢呼，老师们向我祝贺，家乡的亲朋好友夸我是好样的，我沉浸在付出之后得到回报的甜蜜之中！

　　吃水不忘淘井人。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家人呕心沥血，节衣缩食供养的结果；是学校、老师精心培养的结果；也是我历经磨难、不惧艰险、愈挫愈坚的意志，支撑着我全身心投入学习的结果。我更不会忘记，开封二中在关键时刻救济我五块钱的意义。正是这五块钱，让我这个旧社会的要饭娃从最偏僻落后的农村走到令人向往的首都——北京城，考入当年号称黄埔军校的中国人民大学。

　　贫穷、苦难，对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来说，不是苦海，不是不幸，而是前进的动力，是历练品德的大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