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杏花村酒师，发明了中国清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与清香型大曲生产工艺，成为当时中国白酒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大约500年间一直引领中国白酒的潮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清香型白酒在中国白酒业的份额，仍高达75%以上。

　　明朝酒税相对较轻，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无论是宫廷的酒品，还是民间作坊的酒品，其种类和花色都超过以前各个朝代。

　　清朝前期，酒税也较低，但又恐造酒靡费米粮，亦酌情禁止。在明清两朝白酒业发展最快，原因有三：一是价格因素。因为白酒比传统的黄酒度数高，饮白酒四两就可醉人，而饮黄酒二、三斤还不足，黄酒之沽十倍于白酒。所以价低而易得一醉的白酒，较之价高而还难以充量的黄酒，更受饮者欢迎。二是市场销售因素。黄酒不易长贮久搁、车载远运，从深春到初秋皆不易酿造，而白酒则没有这些缺点，贩运远方也较方便。三是成本因素。白酒所用的原料高粱、壳糠与制曲所用的大麦都是粗粮，价格较低；用发酵法酿制的黄酒以小麦为曲，糯粳、黍秫为原料，均是五谷中的精粮，价格较高；白酒的制作成本比黄酒要低廉。因此，北方的白酒就逐渐取代了黄酒，成为广为流行的酒品。

　　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贩、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熟练使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交流。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遗址，至今随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把山西清香型汾酒带到了全国市场。“太原醋、杏花村汾酒、山西梆子戏”，是晋商的“三宝”。晋商走到哪里，就把“三宝”带到哪里。凡是晋商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汾酒的清香。

　　政策宽松，可称为天时；技术垄断，可称为地利；晋商崛起，可称为人和。当时的杏花村可谓是占尽了中国白酒的天时、地利、人和，于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闻名天下的白酒祖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