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安的长篇小说《女刑警队长》（群众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一部惊险紧张、悬念重重的涉案小说，也是一部优秀的唱响主旋律的类型小说。

　　乔焕江说：“新世纪以来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并不只是文学传统自身的某种技术性和时代性变异的结果，而是同时潜藏着社会结构中新兴力量的社会书写意图。”可以说，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与走向之一，就是类型小说的大量涌现。类型小说种类极为丰富，著名评论家白烨把类型小说归为十大门类：官场\职场；架空\穿越；武侠\仙侠；玄幻\科幻；神秘\灵异；惊悚\悬疑；游戏\竞技；军事\谍战；都市\情爱；青春成长。细读文本之后，可以看出《女刑警队长》实则兼具“悬疑”和“官场”两种类型小说的鲜明特征。

　　类型小说都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立场，作为一部优秀的唱响主旋律的“悬疑”和“官场”小说，《女刑警队长》更是弘扬社会正气，提倡真善美，为广大尽职尽责的公安民警高唱赞歌；同时直面现实、揭露时弊，鞭挞假丑恶，充分发挥了文学扬善惩恶的劝世功能。《女刑警队长》中的女刑警队长，名叫雷鸣，她是中国广大公安民警的优秀代表。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刑警支队支队长，雷鸣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对国家忠诚，献身公安事业，恪尽职守，鞠躬尽瘁。雷鸣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以至于因此而压抑自己的情感，推迟自己的终身大事。在雷鸣身上，我们看到了优秀的公安民警优良的素质和高尚的情操。雷鸣不仅品德高尚，而且业务精良，沉稳干练。在侦破文章华猝死案、万达董事长无头案、刘大义中毒案、无头女尸案、蒙面人强奸案、西环路焚尸案、高小宝绑架案、孔世儒绑架敲诈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的过程中，雷鸣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冒着生命危险和盗车集团首犯王明辉的搏斗中，雷鸣击毙了这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但自己也身负重伤。当记者采访她，问她在那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是怎么想的，雷鸣莞尔一笑，淡然答到：“没怎么想，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每一位民警都会这样做的。”读到这里，读者面前矗立起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优秀公安民警的艺术形象，具体可感、生动感人。但这样一位一心为民、德才兼备的民警，却在围捕犯罪分子马彪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英雄的悲壮牺牲，不由得让读者为之扼腕叹息、潸然泪下。这也正是《女刑警队长》最能打动读者、最能震撼读者心灵之处。

　　除了雷鸣之外，《女刑警队长》还塑造了众多公安民警的英雄群像，如一身正气的颍川市公安局长贺国庆、号称“神探”的副局长吕胜、带病坚持工作的刑侦科长卫民安……通过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作者表达了对广大公安民警的敬仰之情，为他们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

　　《女刑警队长》在为时代立言、为英雄放歌的同时，也直面现实，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丑恶行为，从这个层面来说，《女刑警队长》也具有“官场小说”的特征。“官场小说”作为类型小说的一种，其源头是清末盛极一时的“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在论及“谴责小说”时，曾说这类小说，“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女刑警队长》的多重价值之一，即在于作者敢于“揭发伏藏，显其弊恶”，把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并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显示了作者秉笔直书的艺术勇气和坚持社会正义的道德良知。

　　《女刑警队长》写了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他们狼狈为奸、相互利用，侵吞国家资产，奢侈腐化、道德沦丧，甚至雇凶杀人，种种劣迹恶行，令人发指。颍川市副市长潘登高，与港川丝棉品总厂总经理高一峰勾结在一起，与港商林老板串通，搞假合资，每年骗取国家“两免三减”税金高达千万元，巨额国家财产就这样流入了个人腰包。潘登高的私生活可谓穷奢极欲、糜烂至极，在深圳蛇餐馆吃饭，点一道“仙女乘龙舟”的菜，就花6666元；他还包养情人，并利用手中职权把情人安排到电视台工作。他认为现任市长张政明对其碍手碍脚，是阻其升迁的绊脚石，于是伙同高一峰，花重金雇佣退役特种兵马彪，要杀害张政明，不料却错杀了文化局副局长文章华。在潘登高身上，领导干部应有的素质、修养已经丧失殆尽，人格已被欲望异化而严重扭曲变形。他纵欲无度猝死在情人身上的结局，更让人感到不耻。一个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竟然一步步沦为犯罪分子，潘登高的人生道路确实具有警示作用，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千万不能走那条路”的鲜活教材。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女刑警队长》中的腐败分子、不法之徒，或死于非命，或锒铛入狱，均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严惩，表达了作者严肃的道德立场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体现出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创作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