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恍惚看到方友兄正微笑着向我走来。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觉。方友兄此时正躺在有花圈和鲜花相簇的灵堂内休息。他的灵魂也许正行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或者已经到了天堂！

　　在灵堂前，望着他一如既往的微笑，我的心在流泪。我几乎不能抑制地要哭出声来！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在一块儿谈人生谈文学，还一块儿乘船游龙湖，还一块儿去祭拜伏羲……可是，残酷的事实不可逆转。此时，方友兄已经离我们而去——他离开了他酷爱的写作，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那些狂热地崇拜和追逐他的粉丝们。

　　四十年前，我和方友兄相识在由淮阳县文展馆（后来的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学爱好者青年研习班上。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来的时候背着红薯片，凭文展馆开出的介绍信到粮店换粮票。这样，我们就有了吃半个月商品粮的“待遇”，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方友兄是我们研习班上的老大哥，不仅因为他年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验，远远地超过了我们。所谓研习班，也就是把自己业余写的文章拿出来让大家“品头论足”，谈体会，提意见。我那时十六、七岁，凭着对文学的狂热，胡乱地写了一些东西，回想起来，那些脱离实际远离生活的写作，让现在的我感到十分汗颜和羞涩。

　　每年一度的研习班上，受益最多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听方友兄讲“鬼”故事。

　　我们住在太昊陵内东侧的西厢房内。每到晚上，陵内黑灯瞎火。文展馆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回家团聚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农村的学员与伏羲为伴。黑夜的时光总是漫长和无聊的，为了打发漫长的寂寞夜晚，大家在黑夜中说笑话、侃大山。由于生活阅历的浅薄，我和其他几位文友总是讲不出新鲜的故事来，让大家听得索然无味。而轮到方友兄讲的时候，大家总感觉时间过得快。方友兄幽默风趣的语言、悬念丛生的“包袱”，把大家带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个以红色为主调的时代，我们很少能听到那么多令人刺激而又新鲜的故事。听完一个，还缠磨他再讲一个，不觉间已经闻到远处传来鸡鸣声。但是，讲者意犹未尽，听者兴趣盎然。黑暗中大睁着眼出神地品味着方友兄所叙述的故事语境。后来，大家的轮番讲述就成了方友兄的专场。每日只恨天黑的晚、亮的早。方友兄似乎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耳闻目睹，从轶闻奇事到鬼怪志异……当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鬼”故事。那个时代，讲“鬼”故事是很忌讳的事情，如果让政客们听到了，不但讲者有罪，连听者也会遭殃。因此，方友兄在讲“鬼”故事之前，总是有小兄弟先到外边望望“风”，确认门外没有一个“瞎鬼”之后才开讲。方友兄的“鬼”故事，总是把听众引入身临其境的氛围中，扣人心弦的故事不得不让听者屏住呼吸，虚幻悬疑的情节常常令人下意识地用被子把头紧紧蒙上，而耳朵却不肯放过一个字和一个细节。

　　时间过去了多年，方友兄靠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一位地道的农民，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成为享誉全国的“小小说之王”。方友兄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多，但是，从少量的阅读中，让我感受到了同当年听他讲“鬼”故事一样所产生的震撼。从方友兄的作品中，我意识到，方友兄当年所讲的“鬼”，岂止是“鬼”？当年的那些“鬼”，已经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通过他的笔跃然于纸上。其实，世间本没有鬼。鬼只不过是人类臆想的一个概念。在作家那里，借“鬼”喻人，拿“鬼”说事，则是出于作家所处的环境和语境氛围所借喻的一种创作手段。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来源。方友兄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奠定了扎实的写作基础。他种地、挑粪、拉板车、卖豆腐、当“盲流”、在乡村业余剧团演戏……丰富的阅历和生活体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而在那个言论和语境都要受到限制的年代，他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体验演变成一个个“鬼”的故事。而只因为有了那么多的“鬼”故事，才有了他后三十余年井喷似创作出来的《陈州笔记》八卷、《小镇人物》七卷、以及《鬼谷子》、《衙门口》、《女匪》等独具“孙”氏语言特色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方友兄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他的桌案上，还留着他仅写完五分之四的一页稿纸。也许，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也许，他的“各色人物”还在等着出场；也许，他还渴望为人类留下更多和更为珍贵的文字。可是，上天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而是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在想，是不是天堂也需要他这样一位天才的“小小说之王”，才把他召唤到了天堂，以至于制造了人间的一个悲哀，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