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恍惚看到方友兄正微笑着向我走来。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觉。方友兄此时正躺在有花圈和鲜花相簇的灵堂内休息。他的灵魂也许正行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或者已经到了天堂!
在灵堂前,望着他一如既往的微笑,我的心在流泪。我几乎不能抑制地要哭出声来!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在一块儿谈人生谈文学,还一块儿乘船游龙湖,还一块儿去祭拜伏羲……可是,残酷的事实不可逆转。此时,方友兄已经离我们而去——他离开了他酷爱的写作,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那些狂热地崇拜和追逐他的粉丝们。
四十年前,我和方友兄相识在由淮阳县文展馆(后来的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学爱好者青年研习班上。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来的时候背着红薯片,凭文展馆开出的介绍信到粮店换粮票。这样,我们就有了吃半个月商品粮的“待遇”,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方友兄是我们研习班上的老大哥,不仅因为他年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经验,远远地超过了我们。所谓研习班,也就是把自己业余写的文章拿出来让大家“品头论足”,谈体会,提意见。我那时十六、七岁,凭着对文学的狂热,胡乱地写了一些东西,回想起来,那些脱离实际远离生活的写作,让现在的我感到十分汗颜和羞涩。
每年一度的研习班上,受益最多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听方友兄讲“鬼”故事。
我们住在太昊陵内东侧的西厢房内。每到晚上,陵内黑灯瞎火。文展馆的领导和老师们都回家团聚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农村的学员与伏羲为伴。黑夜的时光总是漫长和无聊的,为了打发漫长的寂寞夜晚,大家在黑夜中说笑话、侃大山。由于生活阅历的浅薄,我和其他几位文友总是讲不出新鲜的故事来,让大家听得索然无味。而轮到方友兄讲的时候,大家总感觉时间过得快。方友兄幽默风趣的语言、悬念丛生的“包袱”,把大家带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个以红色为主调的时代,我们很少能听到那么多令人刺激而又新鲜的故事。听完一个,还缠磨他再讲一个,不觉间已经闻到远处传来鸡鸣声。但是,讲者意犹未尽,听者兴趣盎然。黑暗中大睁着眼出神地品味着方友兄所叙述的故事语境。后来,大家的轮番讲述就成了方友兄的专场。每日只恨天黑的晚、亮的早。方友兄似乎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耳闻目睹,从轶闻奇事到鬼怪志异……当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鬼”故事。那个时代,讲“鬼”故事是很忌讳的事情,如果让政客们听到了,不但讲者有罪,连听者也会遭殃。因此,方友兄在讲“鬼”故事之前,总是有小兄弟先到外边望望“风”,确认门外没有一个“瞎鬼”之后才开讲。方友兄的“鬼”故事,总是把听众引入身临其境的氛围中,扣人心弦的故事不得不让听者屏住呼吸,虚幻悬疑的情节常常令人下意识地用被子把头紧紧蒙上,而耳朵却不肯放过一个字和一个细节。
时间过去了多年,方友兄靠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一位地道的农民,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成为享誉全国的“小小说之王”。方友兄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多,但是,从少量的阅读中,让我感受到了同当年听他讲“鬼”故事一样所产生的震撼。从方友兄的作品中,我意识到,方友兄当年所讲的“鬼”,岂止是“鬼”?当年的那些“鬼”,已经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通过他的笔跃然于纸上。其实,世间本没有鬼。鬼只不过是人类臆想的一个概念。在作家那里,借“鬼”喻人,拿“鬼”说事,则是出于作家所处的环境和语境氛围所借喻的一种创作手段。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来源。方友兄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奠定了扎实的写作基础。他种地、挑粪、拉板车、卖豆腐、当“盲流”、在乡村业余剧团演戏……丰富的阅历和生活体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而在那个言论和语境都要受到限制的年代,他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体验演变成一个个“鬼”的故事。而只因为有了那么多的“鬼”故事,才有了他后三十余年井喷似创作出来的《陈州笔记》八卷、《小镇人物》七卷、以及《鬼谷子》、《衙门口》、《女匪》等独具“孙”氏语言特色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方友兄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在他的桌案上,还留着他仅写完五分之四的一页稿纸。也许,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也许,他的“各色人物”还在等着出场;也许,他还渴望为人类留下更多和更为珍贵的文字。可是,上天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而是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在想,是不是天堂也需要他这样一位天才的“小小说之王”,才把他召唤到了天堂,以至于制造了人间的一个悲哀,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