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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西多部门综合治理社团顽疾取得成效。截至目前,在该省学会、协会等社团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据介绍,党政领导干部在社团中兼职,滋生了许多问题。坊间“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的说法,道出了一些学会、协会参与和助推违规行为的种种乱象。(5月26日《人民日报》)

　　一些社团与官员结成利益同盟的做法,遭舆论诟病久矣。山西专项治理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以看出官员违规兼职现象并不鲜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肆吸纳官员担任兼职,其实是很多民间团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生存策略。面对层层设限的审批流程,笼络强势人物能让审批加速；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有官员一路保驾护航,也是社团“规避麻烦”的有效手段。换句话说,正是低效、冗余、充满歧视的体制设计,促成了社团与官员的“亲近”,并为后者创造了逐利和寻租的机会。

　　民间社团里的官员兼职乱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方面，社团普遍性缺乏公平的生存环境,只能寻觅“靠山”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官员所握权力缺乏规束,能轻而易举地用以私用、兜售变现。

　　在一套繁琐而又暧昧的规则架构内,那些能量强大的官员，理所当然会成为社团竞相拉拢的对象，这种现象并非民间社团领域所独有。

　　如果说社团联合官员在最开始是迫不得已，那么，在之后的日子里，两者之间或许已经畸变成一种合谋的关系——前者早已忘了自己的理念和使命，而日益沦为以“收费创收”为核心的攫利组织；与此同时，后者则暗暗推动了某些行政部门审批权限向所属社团的转移，并从中获得回报。

　　斩断社团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牟私利,显然仅有岗位清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给民间组织更宽容的政策环境，更精简却刚性的监管标准。与此同时，以切实有效的举措，真正抑制职能部门转授权力，以及个体官员权为私用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