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平原是古老的，不仅是地质意义上的古老，更是人文意义上的古老，只是因为黄河水一次次的泛滥冲刷，因为兵灾战火，地面以上能反映其古老的东西不多了。而就在这广袤空旷之间，在不足百公里的距离内，矗立着两座千年古塔，都被称为寿圣寺塔，都是平面呈六角形的阁式砖塔，都是始建于宋重建于明，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么多命运的重叠，使这两座塔在雨打风蚀中，又平添几分岁月故事的味道。
塔原本是古印度的佛教建筑，主要是用来埋藏佛舍利、佛骨的，之所以建这么高（要知道在2000多年前建这样的高层建筑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一方面是纪念佛祖的无上功德，另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佛法。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古塔这种建筑随着佛教一起传入我国，并不断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不同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筑风格，功能上也由储藏高僧舍利或佛教经卷的宗教文化需要，扩展到镇邪驱恶或颂贤扬善的民俗文化需要，直至今天的产业经济需要。
由此看来，塔在中国这两千年，既是建筑，也是文化；既是高僧对来生的寄托，也是民众对佑护的需求；既是山野间宗教出世的，也是繁华中烟火入世的。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其间的柱梁之一。
那么为什么两座塔都被称为寿圣寺塔呢？这要从寿圣寺的来历说起。公元1064年，宋英宗赵曙即位，改元治平。《宋史卷十三》记载：“八月癸巳，以生日为寿圣节”，英宗以自己生日为节日，命名寿圣，显然是要给自己的人生进行目标定位：既长寿又圣明。
近年有些学者撰文探讨时，认为寿圣节是英宗为悼念其父仁宗，而以仁宗生日确定的，显然有误。《宋史》中明确记载宋仁宗是“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宋英宗是“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宋史卷一百一十二》又记有“英宗以正月三日为寿圣节”，寿圣节的主人归属是很明了的。
古代以皇帝的生辰定为节日，始于唐玄宗，最初称千秋节。到了宋代最为规范，也最为复杂，除南宋最后三位皇帝沦落天涯，居无定所，无暇节庆外，其余15位皇帝均有以自己生辰命名的节日。这种节日的庆典，被正式列为“五礼”中的嘉礼。
宋代这种礼制形成之初，就和佛教有了紧密的联系。太祖建隆元年即明确规定于都城东京大相国寺建道场以祝寿，百官也都要前去上香祈福。英宗排场做得更大，把各州府县香火旺盛的寺院统一改名为“寿圣寺”。他的儿子神宗沿袭了这一做法，以赐额的方式，又改称了一批“寿圣寺”。或许是“寿圣”寓意的吉祥，到了200年后已是风雨飘摇的南宋度宗时，仍在江苏泰州建寿圣寺。甚至是改朝换代了的元成宗时，江苏宿迁新建寺院也称寿圣寺。由此算来，在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江苏、浙江、湖南、广西、河北等地，分布有几十处寿圣寺或寿圣寺遗址。寿圣寺已因其历史悠久，分布广泛，格局宏阔，寓意深刻，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豫东平原上现存这两座古塔，一为商水寿圣寺塔，一为太康寿圣寺塔，都是寿圣寺文化的重要载体。两座寺院均建于宋代，香火旺甲一方，元代时毁于兵燹，明代又相继由民间人士集资重建，塔楼巍峨，殿宇森然，钟鼓有序，一度恢复了旧时规模。可惜像无数中国古建筑群一样，洪水袭来，轰然坍塌，兵火掠过，一片焦土，寺院终致荡然无存。
而古塔，一则因为砖石材料构成，不易过火或朽腐；二则因为建筑施工严谨，力学结构独特，更为稳固；三则因为是用于埋藏佛教圣物，使人心存禁忌，不敢或不愿拆作他用；四则往往已成为当地地标式建筑，且那直插云端的笔直，总能引导人们心灵的飞升，而为人们所维护。于是，千年之下，莽莽原野之上，两座古塔沉默而顽强地向世间昭示着寿圣的祈盼。
两座塔的形制与外观都带有鲜明的宋塔风格，商水寿圣寺塔第一层的门楣上，清晰可见宋刻“明道二年癸酉岁三月一日丙寅时葬舍利院主僧□□□□□功德塔”铭文，可知其初建年代，而那时还没有被赐名为寿圣寺。此外，依目前考古勘测，两座塔上再也没有宋王朝的讯息，倒是商水寿圣寺塔室内藏有明代石碑16方，石雕佛像216尊，太康寿圣寺塔身嵌砌明代石碑14方，石雕佛像211尊，这些碑碣对研究明代佛教文化传播和建筑史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石雕佛像更是明代石雕艺术中的精品。
寿，《说文》谓之“久也”，指年岁长久。《诗·小雅·天保》中有“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之句。《逸周书·武顺解》中说：“天道曰祥，地道曰义，人道曰礼。知祥则寿，知义则立，知礼则行”，提出要通晓并顺应天道才能长久。圣，是指道德高尚，智慧超异。《孟子·尽心下》讲到：“大而化之谓圣”，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才是大德大智。期之以寿，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美好愿望，追求圣明，更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价值观与人生方向。以寿圣命名佛教寺院，并被广为接受，千年沿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与共存。
古塔千年，犹有竟时；砖石冰冷，何来德智？两座塔的寿圣是无从保证的。但两座古塔在时光中的投影，则在不断地漫过苦难、困厄、卑下与阴暗，引领我们追寻寿圣的境界。
商水圣寿寺古塔。刘佰玥 绘
忘机会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