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比较开明正直有建树的君主，他在位期间的卓越成就，被史学家赞誉为“贞观之治”。这些灿然可观的业绩自然是当时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结果，但也和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比较注意讲正气、树正气分不开。

　　君臣生活崇尚俭约清谨。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非常注意借鉴自古以来的治政得失。他认为秦始皇营建宫室，人多谤议，原因在于他“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因此，当他想建造一座大殿时，“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同时他命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娶、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在他倡导下，君臣节俭清廉之风蔚成气候：魏征的住宅没有正堂；户部尚书戴胄死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死的时候，停柩于侧室。由于君臣自律，行不言之教，举国上下，民风淳朴。

　　选人用人注重才行俱兼。唐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深知“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因此，“用人弥须慎择”。针对吏部用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的做法，太宗认为这样下去“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他提出，“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同时，在选人用人上，反对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

　　留心治政倡导直言规谏。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圣上若护短拒谏，臣下实难犯忤。隋炀帝之所以家国丧败，就是因为他“身不闻过，恶积祸盈”。他指出：“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鉴于此，太宗极力倡导君臣之间要敢于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臣下每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拭目以师友待之”。同时他也规劝臣相能够听得进他人的批评意见，并改正自己的不足。他告诫大臣：“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由于唐太宗从谏如流，臣相尽情直谏并能够受谏，治政之弊及时得到匡正，君臣无猜，正气盈盈，遂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史实证明，正气存，社稷兴。然而，一向注意树正气的唐太宗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其国以永宁、传祚无穷的愿望呢？这是因为唐太宗讲的正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正气，这从他对公卿大臣的一席谈话中可以探明：“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这种讲正气的目的是为了成一家之私的出发点，便决定了其讲正气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唐太宗本人作为封建君主，当立国之基尚且不稳固时，尚能注意树立正气，且思之不倦、行之有恒，而一旦有了骄奢的资本时，就难免骄侈淫逸，莫能终其善了。是故，注意树正气的唐太宗最终也跳不出历史周期率便是毫不奇怪的了。

　　中华民族有数千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先贤们在治政方面积累了许多可供我们批判地加以借鉴和继承的经验教训，唐太宗树正气的嘉言懿行就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在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党中央反复强调讲正气，整个社会也在强烈地呼唤正气并努力培育正气。可以断言，正气愈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愈有生机。因为我们讲的正气，是为了人民大众利益的正气，是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程度的正气，是符合人民大众愿望和历史潮流的正气。（作者单位：西华县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