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陈风》中有《株林》篇，从题目来看，就很有意境，文字内容也很是简约隽永：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

　　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对于这首诗，汉以降两千年间无数解诗家认识很是一致，均从“刺灵公也”，并在这一题义下展开推论考据，深文周纳，代代相沿，步步深入。

　　为什么对《诗经》中许多篇章解读时，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异义迭出，而对这一首仅有短短八句且语焉不详的小诗却千古同论？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毛序》先声夺人：“《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以权威之势而立论；二是这一论点看似于史有据。《左传·宣公九年》与《左传·宣公十年》中详实生动地记载了“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陈灵公为夏征舒所杀的事；三是“美刺”说符合汉以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观，有助于表达托古改制的愿望。于是大家都在“刺灵公”这一题义之下，津津有味地论述诗史之印证，不惜回避或着意软化种种硬伤。

　　研究分析《诗经》形成和流传的时代背景，以及《株林》诗文中的几处关键概念，参以文物考古发现和典籍记载，不难看出汉儒“以史证诗”的牵强与偏颇。

　　其一，“诗三百”之所以汇聚而成，不外乎采诗与献诗两种渠道。周王室设立一种叫“行人”的采诗官，“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或者是规定年满60岁的男子和年满50岁的女子，凡是没有子女的，“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国语·周语》记载有“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让贵族和知识分子献诗以“补察其政”。这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治政之道。但无论如何浪漫，采诗者与献诗者也不敢将讥刺君主的民歌谱上曲子献之于朝廷，统治者更不会将其汇集成册广而传之。

　　其二，周王室劳师动众地搜集歌谣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掌握民心风俗，以固其“王化之基”。《礼记·王制》载：“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也讲道：“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株林》若作灵公通夏姬讲，则只是奴隶主贵族的私生活，无碍民风，也不致危及周王朝统治，似乎没有必要从众多民间歌谣中把它选编进《诗三百》中去，以自揭其丑或刺激陈国贵族。

　　其三，《国风》反映民风，多为社会下层人士吟诵出的民歌，往往以坦率、质朴、直白为特色，不事雕琢，不那么隐晦宛曲，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所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历代学人解《株林》，却盘桓曲折，发幽探微，穷尽“味外之旨”，显然是在以今律古，忽视了《诗经》形成的时代背景，也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朱熹曾在《朱子语类》中批判《诗序》：“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讥剌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熹对于文学，既是实践家又是研究家，体会深刻，这番批驳，殊为透彻畅快。可惜他在解析《株林》时，却也未脱旧辙，令人遗憾。

　　其四，前人认为是刺灵公的立论之基，仅是“从夏南”三字。《毛传》云：“夏南，夏征舒也”。孔颖达《正义》云：“征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谓之夏南，楚杀征舒，《左传》谓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征舒也”。这种生硬的强辞实是让人难以信服。一则夏南是否人名尚须考证，因为《国风》百余首中，除此处此说之外，再未见有人名入诗；二则《左传》记载“戮夏南”，何尝不是传抄中“戮夏子南”的漏写，或是指地域，即在夏南一带大肆杀伐呢。

　　其五，株林究竟是什么？在何处？《毛传》称：“株林，夏氏邑也。”后人也提出“株”为夏氏邑。历史上夏御叔及其子夏征舒封地，在今河南省西华县西夏镇一带。近年考古相继发现的陆城遗址、西夏亭遗址等，表明这一区域在商周时期经济较为活跃。但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或史料记载显示这里汉以前曾称为“株林”或“株”，后来“株林”或“株”这些地名指向这里，也是源自汉儒注诗。一人臆断竟成千古之论，足见轻信与盲从之害矣。

　　其六，陈国都城与今天淮阳老县城区域大致相同。1980年，河南省博物馆对淮阳东南城墙进行试掘，结果表明最早的城墙修建时代为春秋早期，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是陈国都城。而此距夏氏封邑约110华里，陈灵公乘车去会夏姬至少需要五个多小时。以他一国之君的身份，不可能夜宿荒野，也不至于凌晨两三点钟就动身赶夜路，他又怎么能“朝食于株”呢？可见株林即便就是夏氏封邑，依前人意解读《株林》，也存在客观上的很大偏差。

　　综上可知，将《株林》旨意定在刺灵公，于史有疑，于情有悖，于据莫考，只能算是诗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那么《株林》一诗究竟在说什么呢？我们也不妨从“夏南”来破解这一密码。

　　“夏”一词是历史文博界“三代”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夏朝疆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商亡夏后，这一区域内的列国仍泛称诸夏，如《论语》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荀子》讲：“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夏成了带有浓郁文化意蕴的地理名词。周朝建立后，周王室处处托古，将其庙堂音乐也称夏声，即是“中原王之正声”。而古文字中，夏、雅二字互通，夏声即雅声，《王制篇》云：“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南”在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字形为绳子系着钟鼓的样子，代表了那个时期南方的一种打击乐器。在《诗三百》和大量典籍中，特指楚地的音乐或乐器，已是学界定论。傅斯年先生认为：“音乐本以地理为例，自古及今皆然者，《诗》之有《大雅》、《小雅》正犹其有《周南》、《召南》。所谓‘以雅以南’，可如此观，此外无他胜谊也。”（《诗经讲义稿》）

　　由此看来，“夏南”应是庄重浑穆的夏乐和诡异神秘的楚地乐舞。陈国接壤楚国，文化上多受楚国影响，《陈风》中《宛丘》就描写了巫女在音乐相伴下的娱神之舞，《株林》所表现的也当是主人公去参与歌舞活动时的急切之情。

　　据此推测开去，“株林”是一处景色宜人的歌舞场所。先秦时，歌舞往往是带有祈福降神色彩，或与祭祀活动相伴的，所以“株林”则应该是陈国距都城不远的宗族社庙。而其具体地点，则与26位陈国国君墓一样，有待考古工作的发现。至于诗中描写的“驾我乘马”的主人公，有资格乘坐四匹马拉的车，根据周朝礼制的有关资料显示，如《逸礼·王度记》就明确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可见他只能是陈国国君，而非一般的贵族或是平民。

　　这样理解这首诗就豁然开朗了。主人公是一位威严的国君，也是一位虔诚的祭祀者，更是一位痴迷的音乐发烧友。天色刚亮他就走出寝殿，乘车出城，向那人群聚集、乐声起伏的株林驰去，目的就是去和他的臣民们一道，欣赏那会引来神灵、带来吉祥的动人音乐。主人公急切地身子前探连声催促。远远地看到株林了，主人公才想到自己国君的身份，应有的威仪还是需要的，他让车仗停下，整理一番装束，又端坐车中，“乘我乘驹”，缓缓地驶入株林，在南风楚韵中安闲地用膳了。“驾”的激越与“乘”的沉稳，将主人公既要尽快赶到目的地置身舞乐之中，又要在臣民面前展现国君雍容气度的微妙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株林》是《风》诗中不多的描写国君活动的一首诗，比起《秦风·驷驖》中描写秦襄公游猎时的浩浩声势，显得更富于人文色彩。这也是陈、秦两地风俗相异在国君生活和民间歌谣中的反映。

　　“胡为乎株林？”从其美，从其真，而不要从汉儒的政治伦理，不要从学术上的懒惰与趣味上的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