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汶川地震、芦山地震，接踵而来的自然灾害，给四川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让世界为之心痛。数年之后，再度回望灾难的背影，从汶川到芦山，在一个个曾经山崩地裂的地方，是一个个生命、一座座城镇的涅槃重生。

　　这样的巨变令世界惊叹，虽然早已习惯“中国奇迹”，它或未料到，在远离北京、上海的“偏僻之地”，新生活的开启可以“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快速”，甚至“大大超速”。

　　世界看到，汶川，三年恢复重建任务，两年提前完成；而日本宫城、岩手两县，震后集中重建期剩下不到一年，公营住宅建设只完成１５％。世界看到，芦山，“亿量级”资金第一时间投向灾区，两年后一座座新村镇生机盎然；而意大利拉奎拉，６年时光逝去，资金匮乏致使一些地方仍是“宛如死城，人影难觅”。世界还看到，中国唯一羌族自治县北川，重建后焕然新生，当地人把旅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美国新奥尔良市黑人居民占９９％的下九区，飓风过后，愈发衰败，黑人失业率高达５２％，百姓抱怨“政府层面从来没有重建的计划”。

　　每个国家都难免天灾地变，然而各自的应变却有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下之别。土生土长的拉奎拉人里卡多·伊奥里奥如是感慨：“我很羡慕中国人，有效率这么高的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应采取措施，为他们重建家园。我们的政府却做不到。”

　　在奇迹的背后，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风雨同舟、守望相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以及“成熟理性”……它说四川地震是“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地震”，其实，是汶川与芦山加深了世界对中华民族的感知。

　　在奇迹的背后，世界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看到了一个“能帮助人民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一个拥有“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开放社会，一种政治对人民负责的“民本主义”……它将这种不同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称之为“中国模式”。  

　　汶川地震后，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刊文指出，至少在对付自然灾害问题上，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西方式政体并不见得一定有能力这样做，而非西方式政体也并不见得没有意愿和能力这样做。而“冷战”后唱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在２０多年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苏东剧变”之前，邓小平曾提醒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书记卡尔达，不能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２０多年后，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采访时，睿智地比喻：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２０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乐观预测，有一天，中国会吸收其他文明的力量，在新世纪为人类贡献一个新的文明起点。“见微知著，守正待时”，中国灾后重建，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风貌，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更让世界看到一个关于中国的美好未来。（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４日电）

　　新华国际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