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当他问医生何时能出院时,医生回答说:“你这病至少需要两个半月。”听到这话崔庆余先是头一懵,后经自我心理调试,心想时间这么长还不如干脆学点医术,等复员后还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他就开始学习针灸,一有空他就跟医生学练扎针技术与技巧,牢记各种穴位。酷爱钻研的他常把医生给问得答不上来。为练好扎针技术,他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以练手法来体验感觉,有时还把自己给扎晕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与训练,崔庆余果然能为病人扎针了。从此,他便与针灸结下不解之缘。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老崔可真是久病成良医了。”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时,他总会“嘿嘿”一笑!
1951年底,虽然崔庆余身体恢复了健康,但体质却是明显下降了。部队决定让他复员,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向后转。对此,他常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后来,转业后的崔庆余被组织部门分配到当时还叫县卫生科的地方当了一名防疫员。
“医院要把管理放首位”
纠正“反右倾”扩大化后,1963年11月底,崔庆余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与原职,后被组织任命到鲁台镇医院任院长。报到之后,他没急于烧“三把火”。他说,干任何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两个多月的调研,他初步摸清了医院的基本情况,摸清了人员思想情况,摸清了全镇医疗技术情况。于是,他决定采取相应举措。针对人员思想和组织涣散问题,他采取了每周一三五晚上进行政治学习,做到讨论问题不放空炮,商量内容不走过场,落实决策不能走样;针对诊断技术低下、治疗水平不高的问题,采取每周二四六晚上学业务,对流行病、多发病、常见病,做到理论与临床结合,对传染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治疗方案各抒己见,中西医如何治疗,大家协商共诊;针对各大队缺乏技术协作精神,治疗水平低的问题,采取对各大队卫生员每月集中两次培训,对专业知识和技术学习,由专人授课,而且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尤其是学习掌握针灸方面,他要求人人懂针灸、人人会针灸。
作为院长的崔庆余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带头强壮自己的身体,每天早起坚持步行12公里,晚上坚持步行6公里。而且他还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坚持写日记和心得。
正是因为思路正确、方法得当,所以崔庆余把医院带成了全省先进医疗单位,医疗队伍带成全省一流的铁军队伍。他说:“抓管理就得抓管理,必须把管理放在首位。”
“医生就要为群众治病”
崔庆余还有句口头禅:“工作不干便罢,要干就要干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2年初,崔庆余转业到地方,先后在淮阳县城关卫生院、原搬口乡卫生院工作,1963年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在部队曾是刘伯承部队军医的他,就是凭着这股精神和拼劲,一路走上院长位置的。他尤其擅长针灸技术,兜中时常装着消毒好的银针,时常走到哪里就为群众服务到哪里。
一天,患者王女士,胃口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来看病时又害怕扎针,此时崔庆余先在自己腿上扎几针让她看看。王女士又问:“扎哪呀?”“扎腿上。你把两条裤腿捋起来,过膝就行。”崔庆余扎一针。不多时,这个女患者抬头说:“我的胸口不咋疼了。”而崔庆余则说:“我再给你扎一针,保你走着回家。”
“真的吗?这一针扎哪?”王女士问。“这一针扎胸口。”话音刚落,王女士脸先是一红,接着说:“为了治病,我啥都不怕了。”
王女士把衣服掀起来,崔庆余又是一针。大约一分钟后,王女士惊奇地说:“不痛了。”三针总共20分钟,结果治好了王女士疼得直打滚的病。以后,王女士见人就说:“崔医生简直就是神医呀。我的胃疼得直打滚,他三针给我扎好了,一分钱也没花。”
退休后,崔庆余就是这样一直坚持为病人看病。有人问:“崔院长,该歇歇了,整天这样累不累呀?”“当医生哪有不看病的?群众有病咱就得看。他们好了,我心里高兴啊!”崔庆余常这样回答。
多年来,为给更多人治病,他每天坚持跑步锻炼,在锻炼过程中常被人拦住,让他看病针灸。有时半小时,有时个把小时。一些群众慕名前往他家治疗。到了饭时,他一定会留人家吃饭,谁要给钱酬谢,他跟人家红脸。要是夸他句“老革命”,他会笑得合不住嘴,连连说:“共产党员就该这样!”
鲁台镇谢庄村民刘某,患腰椎病多年,病重时卧床不起,连打喷嚏腰部就痛。崔庆余知道后主动跑到刘家,寒来暑往,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坚持针灸5年多最终使他重新站起来。像刘某一样经崔庆余治愈的患者,可谓是数不胜数。近的,有鲁台镇周边的;远的,有驻马店、安徽界首的。
“给我捡最便宜的换吧”
2016年7月上旬的一天,崔庆余由于积劳成疾,长时间看书学习,眼睛突然患上了眼病,需要在淮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公疗医院)治疗。主治医生张喜在为崔庆余治疗期间,一方面细心照顾这位离休老干部,一边劝导说:“崔院长,你的眼睛需要更换人工晶体,否则时间一长,你的眼睛会受到更大伤害。”
听到这话,崔庆余当即询问道:“人工晶体是啥价格?”“国产的一般是500元左右,国外进口的一般在1500元左右。我建议您还是用好一些的,毕竟您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
“张医生,我还是用最便宜的吧,好一些的还是留给别人用吧。我都这把年纪了,再好对我来说也没多大用!”此事让张喜医生内心好生感动。她告诉笔者说:“对于一个离休老干部来说,用最贵的也不用掏一分钱,可他始终想着别人,这真是一名好党员好干部呀!”
就在崔庆余住院期间,向来闲不住的他时常在医院走廊里走动。一方面,他可帮助别人指指路,一方面活动走动也是锻炼自己的身体。
一天,正当崔庆余在走廊活动时,一不小心跌了一跤,右腿部被擦伤的一大块顿时流血不止。阮先礼医生迅速为他包扎,此时崔庆余却说:“不用,不用。这是小伤不碍事。”但阮医生还是为他进行了包扎。第二次再换药时,崔庆余说啥也不让。他说:“纱布还是留给其他人用吧!我这伤也快好了,再说这是我自己摔伤的,不属于工伤,咋能老占公家的便宜?”
“我要缴一份特殊党费”
今年9月上旬,当笔者采访鲁台镇现任卫生院院长刘永友时,他仍沉浸在悲痛之中,崔庆余是他多年的好同事、好朋友。 “崔院长对鲁台卫生院贡献太大了,付出太多了。要说他的事迹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刘永友哽咽着,双眼满含热泪。
崔庆余解放前参加工作,受尽人间疾苦,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无论从思想上言行上,他始终对党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缴纳党费,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年“七一”前夕,他还要拿出三分之一工资向党组织缴纳一份特殊的党费,以此表达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1989年,崔庆余从鲁台镇卫生院长位置上离休后,组织上补发2000元离休金,他悉数交给了党组织。“至今这笔钱还挂在卫生院的财务账上。”刘永友讲,有人劝崔庆余说:“崔院长,平时缴党费是应该的,‘七一’特殊的党费就别缴了,再说,你收入也不高,还有一家老小。”可崔庆余说啥也不同意。他说:“这份特殊的党费我一定要缴,不然就不能表达我对党的感恩之心!”
鲁台镇卫生院会计梁娜告诉笔者说,老院长在缴党费后,总要给全院党员干部上堂党课,以自己亲身经历讲述共产党好、共产党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儿,提高大家对党的思想认识,勉励大家入了党就要干好党的事,把全部精力都要用在党的事业上。
“下一代好才是真的好”
崔庆余家在县城北小关,说是家其实就是个“蜗居”,四世同堂挤在一起,这让邻居都感到寒酸。“这哪像一个卫生院长的家?”现年72岁的老邻居张志全不无感慨地说。
崔庆余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在精神上却是丰富的。他常把关爱的目光放在青少年身上,他常说:“下一代好才是真的好!”对街坊邻居的孩子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每年六一儿童节这天,他回县城北小关第一件事就是挨门挨户串串,领孩子到新华书店挑自己喜爱的书,钱由他付。就这样,作为“孩子王”的崔庆余常带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前来书店挑书,孩子一挑就是几本或十几本,每次下来都要花费300至400元。这一做就是40多年。
去的次数多了,营业员问:“老先生,这是您教的学生吗?”崔老听后,笑而不答 。书店营业员后来才知道面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群众公认的大好人——崔庆余老先生。
据70多岁的老邻居董秀梅大妈讲,过去崔庆余每次回来都穿得不像样,夏天脚上的鞋常用麻绳拴着,平时连颗瓜子和糖块都舍不得吃,更不用说油条和包子了。这两年才穿得好一些,但仍很朴素,生活上仍很节俭。
有一次,邻居到崔庆余鲁台的家看看,看后让人扭头就想落泪。现在哪有还烧柴草的?哪有还住草房的?这哪像个老卫生院长的家啊?
崔庆余的老伴左云英在万分悲痛中讲述:“老崔这几年每月才给我500元生活费,先前每月只给300元。你想想,现在物价恁高,咋够俺俩花的?没办法,我只好到处拾柴火捡树叶,拉麦秸烧,买别人剩下的烂菜叶。因家中有柴火堆,今年2月不幸失火烧了俺的全部家当。他几十年购买的两万余本书,50多种报刊,还有他的军功章和证书,还有俺老两口舍不得吃喝积攒多年的一万多块钱!左大妈边说边不停地流泪。
“孩子以后会理解我的”
崔庆余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但这句话对他来说却不一样。崔庆余任鲁台卫生院长时,女儿崔秀梅凭考试被录取,可医院面临裁员时,他第一个让女儿“下岗”。此时,别人替崔庆余想不通,女儿更是想不通。
崔庆余向女儿解释说:“闺女啊,你想想,医院人员那么多,收入那么少,咱不带头咋行啊。”为此,女儿有半年时间不搭理老父亲。
大儿子崔长良接受采访时痛哭着说:“父亲革命一辈子,没为俺家留下一点财产和家产。临终前还拿出一万元钱作为最后的党费上缴。其实,今年俺爹共住院四次,次次费用都是借来的。有借邻居和好友的,有借俺三叔的,最后一次是县第二人民医院免费的。”
崔长良还讲述自己捡破烂的事。两年前为贴补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去捡破烂。白天怕别人看见认出来,只好晚上去捡。一次,骑三轮回家的路上被一车辆撞了 ,头部鲜血直流,腰部疼得不能动弹。开车的人吓得要死,把我拉到医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身体才好一些。现在,身体落下了毛病,阴天下雨腰部仍疼得要命。
二儿子崔长生在北京打工,父亲住院时才赶回家。听说父亲治病是到处借的钱,误以为大哥崔长良中间做手脚。母亲左云英解释说:“长生,你父亲工资本上是有点钱,可前段时间又购买了一车书,还救济了一位大学生。你千万别误会了你大哥呀!”
崔长良还讲述了今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崔庆余的重孙崔玉轩有病住院,当孙子崔前进张口向爷爷崔庆余借钱时,不想却被爷爷拒绝了。然而,当天下午,有人看见爷爷买了一车书回鲁台了。这时,崔长良才意识到老父亲的钱去哪儿了。后来,崔前进还埋怨爷爷说:“爷爷有钱买书,却没钱给重孙子治病!”
其实,第二天一大早,崔庆余就让老伴左云英悄悄为重孙子送来1000块钱的看病钱。
崔长良对笔者说:“老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让别人看来很特别的人。他心里装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太多了。今年8月住院期间,他还拿朋友看望他的2700多元钱购买书籍,赠送医护人员、住院病人。”
“老父亲一辈子没安排一个子女上班,没给俺盖一间房,没为俺购置一份家产。临终只为老母亲留下2750元的现金,还有折子上的8月份工资!”
为孩子的这些事,不少人劝崔庆余说:“老崔,你这样下去,孩子对你会有看法的。”而崔庆余则爽快地说:“相信,孩子以后会慢慢理解我的!”
“党员就要有党员样子”
崔庆余,1929年10月生,1947年10月入伍,参加过淮海、渡江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曾两次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1949年6月入党,1952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淮阳县城关镇卫生院、原搬口乡卫生院工作,1963年任鲁台镇卫生院院长。到鲁台镇任职不久,他就借用医院会议室开办了农家书屋,用自己的工资买来报刊书籍,让群众免费阅读。1989年12月离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每月的工资除了用于党费和生活费外,其余几乎全部用来订报买书,共投入约40多万元,使书屋内各类书籍杂志多达两万多册。
此外,他还主动向镇邮电所要求,义务为鲁台镇80多家订户承担投递报刊任务,一干就是30多年。他还义务打扫公共卫生,无偿为群众诊治疾病。崔庆余常说:“吾生幸有两个娘,一有妈妈二有党。”他的日记这样写道:“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战斗任务,我必须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天天检查自己。只要我活着,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鲁台镇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劝说崔庆余:“崔院长,你歇歇吧!毕竟年纪有恁大了。”而崔庆余则笑着说:“活到老,既要学到老,更要干到老。作为一名党员,时刻要有党员的样子!”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崔庆余共写了124本学习笔记和日记,坚持不懈地学习和传播党的最新理论知识。生活过于简朴的他,一把椅子一坐就是60多年而舍不得扔掉;室内从不装空调、风扇,一把芭蕉扇一扇就是几十年。
2000年9月,周口市委、淮阳县委组织部先后发出《关于全市党员干部向崔庆余学习的通知》。前不久,周口市卫计委、淮阳县卫计委分别发出向崔庆余同志学习的号召决定。
这正如追悼词所言:崔庆余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好榜样,我们要学习他那种顽强坚韧、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学习他那种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那种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学习他那种对党绝对忠诚、没有二心的高尚品格,学习他那种为人正派、忠厚老实的高尚品德。
崔庆余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却给我们留下诸多的人生思考,人究竟为啥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他以自己的几十年光辉历程,诠释了人生的真谛,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却树起了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他时刻激励着人们为中国梦而不忘初心、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