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员，官不大、权不大、势不大，但争做记工员的人却不少。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记工员这差事，一般人还真的干不了哩！

　　黄村，本来是个和睦、和谐、和顺的小村庄，当村里有了生产队，人们为争当生产队里那些小小芝麻官，常常闹得地覆天翻。

　　黄村生产队的记工员一年一换，咋也找不到一个大家满意的人来。有一个记工员，自认为有本事，毛遂自荐，信誓旦旦能干出名堂来，可却没有想到，他缺少强大的后盾做支撑，干一年就主动撂挑子不干了。还有一个记工员，对队长、会计的爹、娘、哥、嫂、弟、妹甚至沾亲带故的人，经常偷偷摸摸给记满分，自以为干得不赖，可他没干一年就被社员们轰下了台……谁当记工员中哩？

　　其实，社员们心里有杆秤，称职的记工员就在社员们眼睛中。县里来的坐队干部老彭和队长、会计商量，选记工员吧。队长、会计说，选记工员。老彭和社员们商量，选记工员吧。社员们说，选记工员。大家一致同意选记工员。三月初三那天，风和日丽，喜气洋洋。选举会场格外隆重。队长、会计主持会议，大队支书、大队长发票、收票，老彭进行监督。结果，选出一位丈夫在部队工作的小媳妇，名叫贾音。

　　消息迅速传开，人们纷纷说，贾音铁面无私。但也有人说，铁面，也许真的，无私不太可能吧。

　　记工员，在我国几千年来的漫漫历史上，谁也没有听说过有“记工员”的职称，只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才横空出世。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那个时代，农民全靠工分吃饭，有工分就有一切，没工分是要饿肚子的。当时，生产队里每个劳力的工分，都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和队委会批准的，一般是常年不变或多年不变。黄村队里规定，上工一天（三晌——早晨、上午、下午），男劳力，一等工10分，二等工9分，三等工8分；女劳力，一等工8分，二等工7分，三等工6分；老弱病残者，为半劳力，每天5分。尤其在年底分红时，更能看出工分的价值，工分多的人家，既能分到粮、柴、菜，还能分到钱；工分少的人家，是要当即向队里交钱的。社员们怎能不把工分当成命根哩！

　　贾音上任伊始，刚刚办完第一件事，就把全队人镇住了。按公社统一要求，每个劳力发给一个记工本，记工员要把他每天应得的工分写进记工本里。贾音头天从公社领来记工本，第二天就把记工本发下去了，那记工本上的名字，写得周周正正，漂漂亮亮。当时，队里人大多是文盲，只有几位初中、高中生，再加上文盲们的名字稀奇古怪，有的队长、会计也不会写，只好画圈记符号。而贾音会写，贾音啥名字都会写：王尿壶、王搭拉、李箩头、李疙瘩、陈薅草、陈嘎牙、杨妞妞、杨囡囡……怪不得她是高中生，中，她当记工员中！

　　开始，每个劳力一个记工本，吃过晚饭，都要拿住自己的本到社屋门前找贾音记工分。时间不长，贾音发现，有人涂改工分，还有人模仿她的笔迹填工分。贾音立马把记工分改为发工票。可这也不中，有人硬说他的工票丢了、烂了、被老鼠拉走了。贾音又征得队委会同意，对记工分进行改革创新——现场记工。贾音制作一个大记工本，一天三晌跟随社员干活，收工时记工分。即使有人在东地出红薯，有人在西地摘棉花，她也要跑到现场看看，再把工分记下来。贾音还制作一个记事本，把每天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案。一次，一个黏牙头说，贾音七月少给他记一天工分。贾音在群众大会上，翻开记事本，回答说，七月十六号那天，你儿子拉肚子，你拉着架车到公社医院给儿子看病去了， 你爱人还在后头跟着。这次黏牙头只好认输。贾音还在社屋门前制作一个工分栏，每十天公布一次工分，人人可看、可问、可查。这样，都是老少爷们，近十天八天的事，人人都记得一清二楚，谁也不敢再打马虎眼或胡搅蛮缠了。

　　一天，两辆小车突然开到贾音家门前，车里下来几位威武军人。后来得知，年长者是县武装部娄政委，为政委指路的是公社革委会吴主任。原来，贾音的丈夫在部队立了功，娄政委是来转送立功喜报的。他们走后，这事很快被群众风传，贾音有靠山。

　　与丈夫比翼高飞，贾音努力把精力用在为社员记工上。当然，记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农村杂活多，有的活很难记工。贾音认为，任何困难，依靠群众也就不再难。如，社员积的农家肥交队里怎样记工分？如，社员割的青草交队里怎样记工分？如，社员夜晚睡地里看庄稼怎样记工分？如，社员的架子车让队里使用怎样记工分？等等。贾音就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则，再请队委会批准，最后由她按照规定执行。这样，谁也不再节外生枝了。黄村又恢复了和睦、和谐、和顺的景象。

　　三年后，贾音办理了随军手续，也就自然地卸下了记工员职务。黄村生产队，又要选举新的记工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