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永远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中国的西藏问题。但是这也让我们同时想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到底有多少西方人，根本不了解真实的西藏，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央电视台驻法国记者王波涛。

　　法国人眼中的达赖和西藏

　　主持人：你平时接触到很多法国各界人士，他们怎样看待西藏和达赖？

　　王波涛：我觉得在法国，西藏和达赖一直是一个热点。法国人对于西藏和达赖的兴趣，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个人认为，这可能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兴趣。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增强，所以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很吸引法国人的眼球。

　　另一个原因也是达赖喇嘛这些年来，苦心经营和在西方营销自己的一种结果。达赖在流亡之后，就一直在寻求西方的支持，因此频频在西方媒体露面，宣传经营和包装自己，让欧洲人对于西藏和达赖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过虽然他们兴趣浓厚，但是对于西藏和达赖的认识应该是非常肤浅和缺乏的。

　　他们往往对于西藏的认识过于理想化，他们很少有人了解西藏曾经残酷的农奴制。

　　为什么会产生认识的偏差呢，媒体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媒体对于西藏的报道往往是过于的片面。他们给予达赖过多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法国人所认识的这个西藏，实际上是达赖口中的西藏。

　　西方误解了西藏

　　近期，中国藏学家的代表团，连续出访欧洲，跟欧洲各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和沟通。１０月２８日，赴欧的第三批藏学家结束访问回国。郑堆是第三批赴欧洲的中国西藏代表团团长。他率领的代表团，从１１月１６日开始，对法国、西班牙、和丹麦进行为期１２天的访问，代表团中，负责演讲和交流的主要有４位学者。其中有３位包括郑堆在内的藏族学者，一位是汉族学者。

　　郑堆：从学科角度讲，我们也有不同的专家，比如说我是做宗教研究的，还有搞当代西藏历史研究的，还有当代西藏的经济社会方面研究的，还有搞历史研究的专家。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宗教的藏族学者，在法国交流的一些经历，令郑堆印象深刻。在一次与法国媒体的见面会上，郑堆讲到解放初期，西藏人口大概１００多万，现在西藏自治区人口达到了将近２８０万。一个记者说他去过西藏，他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后来我们说，你可能去的是拉萨或者热泽，你可能就看见西藏一些城镇里头觉得汉族很多，但到我们农村和牧区去，那百分之百的应该都是藏族牧民，而且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像我们从西藏本土土生土长的，我们对那个地方更有发言权。

　　我们一再地给他解释，为什么你感觉到拉萨有些可能是藏族人穿的是现代装啊，当然你看不出他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光凭外表，你是看不出一个人是哪个族的。可能也有很多人看不出来我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所以当时给他讲，那位法国记者最后还是半信半疑那样的。

　　主持人：从您接触的那些人那里，您觉得真正来过中国或者是去过西藏的人，他们能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郑 堆：去过西藏的人还是比较少，有几个媒体记者，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去过西藏，去的地方非常有限，了解的情况也非常有限。

　　和郑堆同一个代表团的达瓦次任也有同样的感受。

　　达瓦次仁：因为有些人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导致西藏这个地方给人一种特别的苦，社会不平等，民不聊生的印象。在法国，类似这样，因为了解的不够，而造成片面理解或者误解的情况还有不少。很多法国人甚至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郑堆：这次我们到法国精品博物馆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里专门有一个西藏文物展厅，对西藏文物收藏保护这块做得非常好，给我们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

　　但我们在参观当中发现，他把西藏文物和中国文物是分开的，而且楼层都不一样，西藏文物好像在二楼，然后在楼上再上去是中国文物。所以当时，我们在下来的时候，给馆长座谈的时候也讲了这个事，我说你不能把这个西藏文化跟中国文化截然分开，它是一个整体。另外，我们随团的团员也发现，他们挂了一个地图，地图不大，但那里头，西藏完全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分出来。博物馆这样挂出来，可能有时候注意不到这些细节。但是法国有这种传统，老师带着小学、中学生到那去上课，潜移默化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就跟馆长交涉，后来馆长说他们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达赖的谎言

　　目前达赖的支持力量，几乎都来自西方，这跟达赖在西方多年的苦心经营有关系，他一鼓吹自己是非暴力的，宗教性的。首先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时候，他提出了四个字——中间道路，迷惑了很多西方人士。

　　达赖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甚至鼓吹说，其实在解放军进西藏之前，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其实西藏从元代开始，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达赖说西藏要有一个“大藏区”概念，不光是西藏，另外像云南或者四川的一部分，都要归进去。这样，这个“大藏区”的面积，就会达到中国国土的四分之一。但历史上，像西藏以外的这些藏区，从来就没有归过西藏管。

　　第三，达赖要求高度自治，其实是要推翻目前藏区的所有的经济社会制度，难道西藏要回到几十年前的封建农奴制吗？接着，他又要把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全部撤走，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达赖还说，“大藏区”的范围内，要把其他的民族全部都迁走，但历史上，在西藏，汉族、蒙族、回族、藏族，一直在那里共同生活和繁衍。如果把其他民族全部迁走的话，那不就是彻彻底底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离政策了吗？达赖的这个所谓的中间道路，表面听起来很动人，但实际上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误解源自何处

　　中国藏学家代表团成员文泉已经两次参加了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出国巡讲，第一次去瑞士和英国，第二次去芬兰、意大利和捷克。在两次巡讲中，他最深的感触就是，很多欧洲人对西藏解放前实行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性了解太少。文泉来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家里五个兄妹，三个姐妹成立了一个演唱组合，在全国巡回演出，哥哥在深圳、上海、北京都有自己的投资的藏餐饭店。所以在这次巡回演讲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以身说法，让大家了解西藏七年的真实想法。但是在瑞士，他遇到了这样的尴尬的一幕。

　　文泉：我介绍的，当然是藏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发展现状。但更重要的，我同事还把我自身的一些真实情况拿出来，讲给他们听，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说服力。在瑞士的时候，有几个记者就问我，你真的对你现在的生存状态满意吗？当时我觉得他这么问，就是因为他误解太深。他对我所说的这些话，认为不是发自我内心深处。

　　这一幕的发生，使瑞士《星期天报》对文泉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有了针对文泉的专访报道。命名就是，西方记者有偏见，在报道中有这样几个问题：

　　你是藏族人，在北京工作，在西方我们不断听到说中国政府压迫藏人，你的经历如何？

　　你从未受过歧视吗？

　　主持人：其实这些问题，也是一种西方的媒体掌握的对西藏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也是在这些基本信息之上对西藏作出了一些判断。你觉得呢？

　　文泉：我觉得媒体的影响确实很大，应该说是西方媒体可能长期以来，确实有片面的、歪曲的、单方面的、长期的这种舆论宣传，最后导致大家有一个错误的共识。

　　班班多吉教授是中央民族大学藏传佛教研究院院长，对藏传佛教有过３０多年的研究。所以在这次代表团的活动中，他主要从宗教、文化、自由的角度给大家以解释。

　　班班多吉说，在两个星期对捷克、芬兰和意大利的巡讲中，他可能是最累的一个人，因为宗教问题，几乎是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欧洲人从来没有到过西藏，却认为西藏根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班班多吉：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藏族人，有没有信仰藏传佛教这样的权利和自由？

　　主持人：你怎么跟他们讲的？

　　班班多吉：第一，藏族的信仰很多。第二就是农牧民信仰藏传佛教，每天在家里过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生活。

　　主持人：有没有记者还问过别的问题？

　　班班多吉：还有一个关于西藏的藏语文教育问题。有个记者问到，他说你们的藏语文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围内使用？我们就觉得也是非常惊讶。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的藏区，藏语文，我们说在家庭，在公共场合，在工作场合，在社交场合我们都在用。

　　一些西方人怀疑藏族的文化遭到了破坏，甚至藏文化会消亡。藏族学者达瓦次任在访问的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怀疑。而每当遇到这样的怀疑，他就会拿出自己的手机，现身说法。

　　达瓦次任：你看，这是这个藏文界面的手机，上面是布达拉宫。你看这个是短信，这个(藏语)就是写短信。进入藏文界面，你就可以打藏文字了。

　　主持人：平时跟你的一些藏族朋友交流，是不是也用藏文？

　　达瓦次任：现在我一般给一些不太会汉语的人发藏文短信，然后给我那些汉族同事发汉语短信。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种语言，这个是拼音，这个是五笔，这个是英语，你可以选择。

　　主持人：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藏文会消失？

　　达瓦次任：不用担心。

　　代表团成员说，在欧洲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永远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西藏问题的，你说什么他们都不听。另外一种人呢，他的确是不了解西藏。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西藏文化、藏传佛教、藏医藏药非常感兴趣，但是没机会接触得到。能不能利用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作为载体来跟他们交流，告诉他们真实的西藏，就变得非常重要。

　　（摘自《央视国际》）

　　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