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权限所致。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的不满。 １９４１年初，蒋介石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１９４１年３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３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摘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