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的前３０年，农村文化生活匮乏。农民晚上没事，往往上街听说书。那时，我也常常加入听众的行列。

　　每当听到街上鼓响，我就连忙跑上街头，面对说书艺人，往地上一坐就是半夜。从懂事起一直到十二三岁，许多个夜晚，我就是在街上听说书度过的。

　　说书艺人好到我们村——商水县位集镇苏童村玩场子。因为我们村是个大村，光看村头的大麦秸垛就知道这个村地多、粮多，说书的要粮食肯定会利索些。村里人爱听说书，又都慷慨好施，纷纷给说书艺人端饭拿馍。到了白天，说书艺人挨家挨户要粮食，收获倒也可观。

　　上学时，我常常从教室里溜出来听说书，次日宁愿挨老师的训斥甚至体罚。我听说书上了瘾，是比较格外的，而其他学生往往晚自习放学后去听。

　　记得有一次，村里来个叫“玲”的女说书艺人，她的小尖腔还能变成“老憨腔”。大队干部在树上挂了汽灯，俺村几个光棍汉坐在最前面，美滋滋地看着女艺人，兴许是忘了听说书吧！玲说书的那几个晚上，让村里人“群情激昂”，她说唱的是《解放南京》。

　　在俺村说书说得时间最长、来得次数最多的是一个青年说书艺人。他是７队队长的干儿子，他每年来一两次，每来一次就要唱１２个晚上。他往往说唱《水浒传》。大部分说书艺人说唱的是《红灯记》、《小红袄》、《五剑三侠十六义》《包公案》等。

　　俺家大门口外边的大槐树下，是大部分艺人说唱的地方。在俺家门口听说书，我还常常顾不得吃饭，怕少听一句。

　　在农村文化生活匮乏时期，听说书成了大家的兴奋点。

　　后来，农村生活条件提高了，村里兴起了有线广播。社员放工后，就到家里听刘兰芳播讲的《杨家将》、《岳飞传》等。村里人都感到听说书方便多了。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有了收音机。收音机里的节目丰富多彩，既有评书播讲，又有小说播放，还有名家戏曲选段，群众的文化需求逐渐得到满足。

　　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说书艺人几乎“绝迹”了。不是大家不愿意听说书，而是那些说书艺人纷纷该行，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出去做买卖，各找各的挣钱的门路。

　　说书艺人减少了，但村里人听说书却越来越方便了。打开收音机、录音机可以听，打开电视可以放，ＶＣＤ ＤＶＤ、电脑等家电给爱好听说书的人带来的极大方便，更是难以述说。

　　我穿衣从来没讲过时髦，听说书却赶上了时髦，从小收音机到大收音机，从录音机到电视机、ＶＣＤ 、ＤＶＤ、 ＭＰ３、 ＭＰ４、 电脑，这些“洋玩意”极大地方便了“听书人”。

　　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俺家的经济收入逐步增加，生活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我听说书也从过把瘾到了过足瘾！当年，我眼巴巴地盼望着说书艺人进村说书的时候，做梦也想像不到，祖国的变化如此之大，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