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 前天上午，突然而至的暴雨为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术泰斗的吊唁活动增加了几分哀愁。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在国图的灵堂，于前天上午向公众开放。任老又“回”到了工作２０余年的国家图书馆，喜爱他的读者们纷纷来到这里送他一程。

　　据悉，任老的灵堂将开放至１５日，遗体告别仪式将于７月１７日（周五）上午举行，地点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东礼堂。

　　【工作】 从年轻时就每天四点起床

　　在儿子任重的心中，父亲是个勤奋的人。他回忆说，父亲任继愈多年来坚持每天四点起床工作，平时很少应酬，除非必要的公事，几乎不出门交际。可以说，工作就是老人的“养生之道”。对此，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也是记忆犹新： “他跟我讲，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晚上９时就休息，早上４时就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阴阳的生物钟，一直到他住院之前都保持着这样的工作时间。”

　　退休之后，栖居在北京三里河一个普通大院里的任继愈也从未放弃工作——尽管他的右眼早在２０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０．６左右，但他却始终依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中华大藏经》、 《中华大典》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１０余年已经完成了１０７部，字数超过１亿。

　　【低调】 不出全集因为不会有人看

　　虽然一生编书无数，但任继愈至死都不愿意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学术著作全集。任重回忆说，父亲为人处世低调，不图虚名，宁愿多做实际工作——按照任继愈的原话说就是：“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大家时间。”

　　其实，在任继愈心中，写一部哲学史才是他最大的心愿。“他（任继愈）晚年还在跟我说，自己要写一部哪怕薄一点的（哲学史），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但是他又说我不能做，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给后人打基础。”詹福瑞介绍说，任继愈生前一直相信，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会在２０年以后出现，因此他一心想要为这个高峰 “打基础”。

　　【继承】 担忧年轻人太现实不知奉献

　　尽管吃得了“无人问津”的苦，但在任继愈心中，古籍整理这项与名利无关的事业却面临着 “后继乏人”的危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更让任老担忧的是：“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如果大家都这样对于集体只讲索取，不讲回报，或者索取得多回报得少，集体就没有发展。”

　　因此，在编撰 《中华大典》时，任继愈起用了不少中青年学者担当分卷主编，目的就是想要培养一代接班人。“他说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史这些文献， ４０岁以下的人读懂它的都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整理、训诂、注释就更少了，所以他说急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做整理工作，吸收这些年轻人进来。”

　　【尊师】 曾鼓励出版刘文典纪念文集

　　曾自称“天下只有我懂庄子”的校勘学大师、传奇文人刘文典，与任继愈之间也曾有过一段师徒缘分。在得知任老逝世的消息后，年近八旬的刘老之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起了刘、任之间 “鸿雁传书”的师徒情分： “父亲在执教西南联大时，曾经教过任继愈先生，任先生对家父的课赞不绝口。我年轻时，就看到父亲与任继愈先生经常有书信往来。我们家一直保存着三封两位国学大师之间的往来书信。”

　　而在刘文典去世后，刘平章曾致信任老，任老迅即回信并且鼓励为刘文典出纪念文集，因而才有了 《刘文典传闻轶事》。刘平章回想起四年前自己专程去北京请任老为父亲的文集《刘文典诗文成稿》题字时，难掩悲伤地说： “当时任先生还和从前一样精神矍铄，关心晚辈、平易近人的气质一点没变。”

　　（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