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查建英写过一本对话集，叫做《八十年代访谈录》，反响很大，而今这本《七十年代》显然像它的姊妹篇，只不过作者从查建英变成了群像，对话变成了回忆性的散文。书的封底有一句话耐人寻味：“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情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精神变迁与纠结之处，大多要在那个时节寻根溯源。

　　仔细看看作者群，觉得有意思，如北岛、阿城、唐晓渡、柏桦等等，红于２０多年前，现在多已沉寂，不过在有些年纪的读者眼中，仍是一段年华中的符号；王安忆、韩少功、翟永明这些人物，最红的时候大约是十来年前；其余如陈丹青、朱伟、李零、阎连科等，则在这几年风光无限。７０年代的一番磨练，贡献了３０年的三类偶像，影响不可谓不深。

　　写７０年代的，大部分非７０年代生人，惟其如此，才不会像“７０后”那样将当年的回忆建构在吃穿用度这些简单的图景之上，不会只有《小时候》里所写的那些闲情逸致。

　　别看诸位作者今日混得不赖，笔下提及当年，满纸都是灰色。这些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在７０年代面对的是什么？是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是到头万事成空的群众运动，是上山下乡的艰辛，是返城大潮的无奈——整整一个十年，只在它的最末，才有高考恢复这样略带暖色的事件出现，然而将之与十年的黯淡对比起来，这暖色又辛酸得让人落泪。

　　不管是３０年前，还是３０年后，两个时代都与“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此前知识是生存的障碍，是臭老九，是受罪的代名词，而今却是资本，是出人头地、风光无限的前提。早先被置于社会边缘的学生、知青，如今成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从无法掌握命运到拥有话语权，实在形成了极大反差，任何人在这种反差面前，也许都无法抑止内心的激动，于是他们要思考、要述说，将这反差及其形成的原委弄明白。

　　回忆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表述形式，他们不是在讲故事。３０年来，这些今为精英，当年却不过是些悲剧注脚的人物，不断将感触付诸文字，究竟要干什么？早年他们选择的渠道是伤痕文学，呈现更多的是哀愁，是积郁多年的宣泄，而随着时光流逝，情绪也许还在，然而他们的笔端已理性很多，自嘲也好，针砭也好，都已习惯于拨开历史的表象，宏大叙事也罢，个体视角也罢，都会在深层次中挖掘悲剧的根源。

　　书的编者李陀说，历史正逐渐“被贬值”。对于过往，有人选择戏谑，有人选择淡忘，更有无数年轻的后来者，根本不闻不问，无从所知。对于一个充满教训的７０年代来说，这些审视历史的方式令人极度担忧。这一本书纵然有如此多的“大腕”在呼唤历史，然而在信息泛滥的当下，这些言语无论从数量还是力度上而言，仍显不够。一个年代的记忆，必然需要整个时代中人去书写，而不是一些艰难奋笔的个体，不是吗？

　　（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