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Ａ０６版）

　　黑富豪逐利

　　“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在朝千隧道枪战中，被判４年徒刑的雷德明，几年后保外就医。雷深受“二王”时代影响，释放后，开始涉足重庆的地下赌博业与娱乐业。有消息称，雷德明与重庆的“光头帮”以及“平头党”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公开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１年，陈明亮、马当、雷德明等人在大世界酒店开设了云梦阁夜总会；２００４年，王小军、雷德明等人在渝中区海逸酒店开设豪城夜总会。

　　２００５年，堪称重庆娱乐业最张扬的一年，量贩式ＫＴＶ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而雄踞重庆娱乐业霸主地位的万豪白宫会所，是由一个名叫岳宁的人创办的，他另一个身份是重庆国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次打黑行动中，此人也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对于陈明亮等人而言，云梦阁夜总会只是活动据点以及集中议事的地方。检方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６年以后，以陈明亮、马当、雷德明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有成员４０多人，其成员构成有社会闲散人员、两劳释放人员，以及企业业主。

　　检方查明：陈明亮团伙通过开夜总会（组织卖淫、容留他人吸毒）、开洗码公司（组织企业老总到澳门赌博，获取洗码费，然后采取暴力手段强索赌债）、发放高利贷等形式，非法敛财共计数亿人民币。

　　陈明亮的澳门洗码公司透露出，黑社会组织跨区域、跨省联合、由境外向内地渗透的变化。检方查实，陈明亮在澳门洗码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通过浙江宁波潘哥支路子，出资１２００万元。成都方面６００万，重庆方面６００万元（其中，陈明亮３００万、李家斌５０万，雷德明、黎中明各１００万，江捷５０万），通过地下钱庄转到澳门赌场。

　　根据雷德明的供述，３年以来，洗码总计约有１个多亿。被抓时，尚有３亿赌债未收回。

　　这是重庆黑社会团伙势头上升期，在此期间，重庆黑社会中涌现越来越多的富翁。在重庆公交线路领域，黎强组建的“渝强实业”，通过不断扩张、垄断，最终使其成为“巴南第二富。”

　　此外，成立于２００５年４月的重庆万贯财物咨询有限公司，查阅其注册登记显示：由陈坤志、龚刚模、龚云飞三人分别出资４７．５万元、４７．５万元和５万元，注册资金１００万元。陈坤志任法人代表。

　　这个时期，黑社会已经熟稔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媒体援引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的说法，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很多现金和８０多辆车，当时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的，正是文强。

　　“白云湖案”也被当成一个标志性事件，由此重庆的黑帮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观察者认为：此后，重庆的黑帮组织退出赌场生意，着力经营“放水”（即高利贷）公司，并进军房地产、交通、建筑等领域。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４３００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２１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调查显示，整个过程呈现一条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主线。

　　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上溯到重庆直辖后的１０年间，可以发现：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社会的影子，以及政府内的保护伞。“黑金帝国”的这部分叫做：逐利时代。

　　在此阶段，按照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说法，即“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黑白时代（２００７年之后）

　　这个时代前后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黑社会寻求“政治庇护”；二是在金融业中，黑金牵扯越来越深，乃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文强被抓，也为重庆打黑留下更多遐想。

　　渗入政界

　　“披上了代表、委员等政治光环”“成功控制主要经济命脉”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巴南第二富”黎强当选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其身上官方或半官方头衔还有：“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在过去的两年里，黎强对于人大代表的身份也算尽职尽责，比如，２００８年，黎强建议将“１１·２７”烈士纪念馆及主城各公园等对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门票，有利于对市民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市教育。再比如，今年的重庆两会上，黎强提交建议呼吁，把重庆的下半城修成重庆老城步行街。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王德容的女人和她的队友，却在上访路上和黎强作殊死抗争。７月２９日，在确证黎强被抓的消息之后，她和她车队的３０多名驾驶员，从巴南、合川等地赶到重庆市委门口，拉起“感谢党和政府打击黎强黑恶势力为民除害”横幅。

　　２００６年，重庆再出公交新政，出于增强公交公司承担风险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对公交公司规模设限，要求至少５０辆车才能经营。隶属黎强的渝强公司只有３８辆车，属于在市场上跟大家一起抢买牌照的“小鱼”。

　　在此背景之下，王德容跟另外的３７名车主，把自己的车挂靠在渝强公司旗下，开始了新的征程。不料，３８人陆续签完合同后，“线路和经营权全成了他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王德容和队友找到黎强理论，却遭到“几十人手持棍棒”围攻毒打。

　　自此，王德容和队友开始漫漫上访之路。３年来，她们跑遍了各级部门，三上北京，受到有关部门接待。而黎强和他的渝强公司在３年中非但纹丝不动，还一步步坐大拿到了几乎遍及全重庆的１００余条公交线路，实际可以影响到城市公交命门。

　　拥有官方头衔的还有陈明亮：２００５年，他斥资１．４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３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５亿元。此年，陈明亮当选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他还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说：“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光环，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危害执政基础。”

　　２００７年，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中国近３０００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７０％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此阶段的重庆黑社会呈现出黑金和权力媾和的迹象，在梳理垄断重庆猪肉市场的王天伦个案时，其间不乏政府主导的影子。 

　　１９８０年之前，王天伦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从村民手里收到更多的猪，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掉。之后他琢磨出的养鱼经验最终在全省得到推广，其本人也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表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发布后，王天伦投资千万元成立重庆市永红食品有限公司，开始规模化从事生猪的屠宰和流通。此后一发不可收。２００３年，永红公司产值达到２．８亿元，上交税费２０００万元。随后几年，公司总产值更是达到８亿元，仅税收一项就超过５０００多万元。对于这个公司，政府官员非常重视，尽可能地给予了宽松的政策条件，其中包括土地、物流、税收等。

　　２００５年５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主管官员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３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高级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到王天伦案发，今普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７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中国公安部２００６年２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３个月后，中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一个例证是，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６名厅级、１７名处级、１２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１．６亿元。

　　“放水”凶猛

　　“９０％房地产公司都借高利贷”

　　在重庆黑社会发展的线路图上，“放水”一直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相比此前赌场上的“放水”行为，随着重庆经济的空前活跃，金融、房产领域的“放水”，更加深入且触目惊心。

　　记者掌握到的一份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显示，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１００亿～１２０亿元之间。

　　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重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运营，借用民间高利贷，很多已严重逾期，难以偿还。

　　去年，重庆排名第六的房地产开发商同创置业轰然倒下，鼎盛时，它的总资产一度达到２０亿元。在审核同创置业债务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自２００７年起，同创置业累计发生的民间借贷４１笔，金额高达９．１７亿元，支付的利息为１．４６亿元。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对外民间借贷的余额多达１．８８亿元。

　　同创置业董事长张明瑜，是重庆工商联的副主席，房地产协会的会长。记者联系他时，张明瑜声称至今仍在外地逃债。

　　据《财经》杂志此前报道称，从初步统计结果看，重庆地产商借高利贷的数量令人惊讶，而所借高利贷的利息更是高得离谱。据调查，高利贷月息低的在５％左右，更多的月息在１０％～１３％，有的甚至更高。最高的月息实际上已超过了２０％，甚至有部分国有企业和政府文化机构也参与了放贷。

　　张明瑜的一个朋友透露，在高额负债的情况下，由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同创做了一笔信托业务，全面控制张的股权和资产，使其资产丧失流动性。而根据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商会测算，高利贷平均每年要从重庆地产企业抽走约８０亿元利息，其中约有５０亿元流向外地。

　　这期间，黑社会控制的“放水”公司不断地给张“放水”，以维持“金融信用”。以张明瑜为例，仅去年一年张就支付给“放水”公司利息１亿多元。在张内外交困心力交瘁时，黑社会的“平头们”不断上门恐吓，张只好四处逃债，最后以１元钱的价格转让股权。

　　重庆市非公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坦言，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个主要困境就是融资难，所以“放水”公司才有市场。他认为现在内地城市跟沿海城市的融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在内地，银行是有偏见的，它就是看你企业能否有抵押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坎。”他说，“银行只会去支持大企业，而它们却未必一定缺钱”。

　　重庆市某房地产老总告诉记者，在重庆，９０％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大量黑金。重庆律师周立太分析，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钱的来路不正，收钱的手段更不正。”

　　在“奥妮土地”案中，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先是向拍的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１０００万，月息为１０％～１５％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成为占５１％股份的大股东。

　　而在此次打黑过程中，王立军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重庆黑社会“仅‘放水’就放了３００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１／３。

　　“７·３１”会议

　　“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社会”

　　显然，重庆打黑风暴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从涉及的产业面之广还是出入的金额之巨，都表明：它已渗透到重庆经济命脉。王立军的重庆打黑，必然引起当地经济的震动和不安。此前，重庆市老板逃跑、官员被“双规”的谣言已经满天飞。

　　７月３１日下午２时，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王立军应邀介绍近期打黑情况，听众是重庆市国资委官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当地金融大鳄和企业、经营业主们。

　　王立军一改往日对传媒界的低调，在台上讲了近两个小时。参加此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回忆说，会上王立军例举了大量的例子，用以说明目前的进展情况，“大家都感觉触目惊心，此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事实上，台下的金融大鳄和企业主们都明白，说是邀请介绍情况，实际上是探听打黑底线来的。韩德云说：“很多银行家都来了，他们关心打击的尺度和范围，担心会打过了头。”

　　会议持续了４个小时，余下的时间里，王立军和企业主们交流。这次会议在黎强、陈明亮等亿万富翁涉黑被抓之后，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黑落马之前。一个悖论是：随着重庆经济发展至今，现实社会与“黑金帝国”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说，现在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黑金，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完善，重庆的经济本来是按照１００码的速度前行，因为有个黑社会，现在就只有了７０码的速度。

　　“现在要发展成渝经济圈，不打黑是不行的。黑社会是包罗万象的，比如，招投标，在现场，就会有一些的黑社会的马仔坐在你的身边，拿着刀顶着你，让你不要举牌，不然就捅你，现在的黑社会是黑白通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

　　重庆金融大鳄们有两个担心：一是涉黑企业的银行贷款如何归还？另一个是，一些金融领导也受到了黑社会的敲诈，这表明他们会跟踪监视你的举动，这种局面该如何应对。

　　牵扯到黑金，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据一名参与会议的记者透露，王立军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打黑上限的承诺。

　　“有些情况你想都想不到。”这位记者说，出于谨慎和敏感，他对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避而不谈。而对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媒体也只刊发了重庆市公安局的通稿。

　　而这些悬念，或许正是重庆打黑的艰难所在。

　　■相关链接

　　重庆今年７０１名官员落马

　　８月２４日，重庆市检察院披露：今年１—７月，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５２３件７０１人。重庆市检察院表示，今后将深挖严打“保护伞”。

　　（据《南方都市报》 龙志 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