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经      

　　日前，山东聊城东昌府区将40多名公职人员的饭碗，与这些人在柳园街道陈庄村亲属的房子挂上了钩，声称这些亲属如不能在元旦前“做通工作”，同意拆迁，相关公职人员将被免职，“不用来上班”。有关区领导在回答质疑时，竟声称“政府做的事就是合理合法”。

　　明眼人一望即知，这件事仅从表面上看，就已经有两处明显违反常识。

　　首先是“株连”。

　　且不说这个拆迁项目是否真的“合理合法”，那40多名饭碗岌岌可危的公职人员，并无一人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拆迁所涉及的，仅是其亲属的房子，他们既无义务去说服亲属，更无劝人拆房未遂，就得自己砸饭碗的道理。

　　封建社会的确存在株连之法，如秦代规定“谋反者夷三族”，唐代推至“九族”，明成祖杀方孝孺，又加上朋友，成为“十族”；自秦汉推行保甲制，也规定一人逃避征兵、缴税或服役，全保甲都要“连坐”，这项制度直到国民政府时期仍在采用。

　　但即使在封建时代，人们也尖锐批评这种做法，并提出了“罪人不孥”的主张。北周时曾有法律规定一家有人盗窃，盗窃者及其邻居十家全部斩首，政治家苏绰就指出“盗尚不可尽诛，况邻居乎”，迫使皇帝废除了这道苛法。进入近现代，株连这种野蛮制度，早已被社会唾弃，“一人做事一人当”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然而，东昌府区的领导一意孤行地推行株连做法，不管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背后的驱动因素，恐怕都脱不了一个“利”字。

　　其次是“政府无过错”说。

　　只有在封建帝王时代，才会有人鼓吹“只有臣错无主错”，但就算在封建帝王时代，一些开明的帝王也会下“罪己诏”，坦率承认施政中的错误。至于当代社会，就更不存在无过错的政府——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就通过《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了党和政府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的过失、错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为“十年改革忽视教育”而公开承认错误，此后的历任领导人，也时有为某些政策性失误而检讨的。“政府做的事”不一定都合理合法，这早已成为政治常识。

　　东昌府区的领导说出“政府做的事就是合理合法”这种反常识的话，并以这种反常识的理论为依据，去做更反常识的事，岂不是荒唐到家？

　　在2009年里，这类反常识行为并不鲜见，如质问记者“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为“钓鱼执法”粉饰回护、在彭宇案中“按常理”判决乐于助人者败诉等。这些反常识行为接二连三发人深省。如果这些真的是常识普及的问题，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普及政治常识还任重道远；如果这些并不仅仅是常识普及的问题，而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就更需要追根溯源。毕竟，常识不可违，民心不可背。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类似的反常识行为，能少些更少些，直至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