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锴

　　强国富民，一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强国”与“富民”的顺序似乎应该颠倒一下，“强国富民”应改为“富民强国”。

　　民富与国强孰先孰后，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词语搭配问题，它内在地反映着执政党对民与国关系的深刻认识，体现着不同的执政理念。从“强国富民”到“富民强国”，说明我们追求的发展目标，不仅是国强，更要有民富，这标志着发展观的一大转变。

　　从历史的视角看，在国强与民富上，既有着国强民不富的例子，也有着民富而国不强的例子，给世人留下了深刻而耐人寻味的教训。

　　在我国历史上，宋朝可谓人民富足，科技发达，经济实力以绝对优势雄踞世界首位。然而国家颓弱，莫说失去了唐朝时万国朝贺之风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也由君臣转化成兄弟，后来干脆对外称臣，最终亡于蒙古大军。

　　在世界历史上，前苏联可谓国力强大，版图辽阔，重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短短几十年，就从一个千疮百孔的农业国一跃跻身世界强国，参与世界霸权的争夺。然而，人民贫困、生活物资匮乏，在内忧外患中最终国家解体。

　　宋朝民富国弱，前苏联国强民困。前者亡于外，后者亡于内。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因为人民是全部国家生活的根本和基础，没有民富就不可能有国强。国强是民富的保障，因为国家的稳定是民富的前提。民富与国强互为依存、相得益彰。

　　新中国成立伊始，刚脱离战火、国家尚未统一，周边国家或疑虑、或敌视，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此时，国不强，无以图自保。毛泽东时代，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强”，随之而来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边倒等国策也不难理解。对外，我们可以赢得抗美援朝、援越抗法、中印战争的胜利，然而国内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大的动乱和困难。

　　穷则思变，邓小平时代，我们实行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对内改革上：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在对外开放上：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等。有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民逐渐富了起来。

　　然而，分步走的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却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剧。“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民对经济贫富差距拉大越来越不满；行政权力膨胀，依法行政任重而道远；腐败滋生，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

　　未来的发展，着力点应该在哪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对现实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笔者以为，最核心的在于以人为本的提出，而以人为本中，最核心的是以人民幸福为第一要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公民个人认为的幸福为第一要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明确人民幸福的重要地位尤为重要。幸福是主观的东西，人民的幸福主要是人民认为的幸福。

　　以污染换取经济发展不是追求人民幸福，以腐败换取经济发展不是人民幸福，以贫富分化为代价换取发展也不是人民幸福。的确，GDP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称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更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作为社会个体，老百姓自然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作为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然应该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具体地讲，人民群众能否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人生价值能否得到充分体现，个人的创造灵感能否得到进一步激发，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关系到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增加。

　　主张人民幸福，绝非否认国强、民富之地位及现状，而是强调公民个人享受到国强民富的成果，感受到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