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特殊老外，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也不是来参观学习，而是因战败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多国部队”。其中既有参加侵略中国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两名我方翻译人员。

　　他们来到黄泛区农场后，分别被安排到第六作业站、修配厂和面粉加工股。这批来农场改造的外国人刚到农场，随后而到的是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余文俊，专门负责来农场外国人的劳动改造、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余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

　　到六分场的3个日本人是中村和上三母子，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好，特别是上三，听不出他是日本人。中村是专门从事汽车修理的技术人员，到农场时有50多岁。一次一台苏联造的纳旗机车上的诱导轮里的轴坏了，场里驾驶员和修理工看后，都认为没法修了，但还有不少地没犁，一时大伙儿都很着急。中村认真察看后问：“犁地的干活儿，还有几天的可完成？”给他说还需要一个星期，他思索了一阵子说：“把机器拆开，铁的坏了就用木头的，一个星期的可以。”大家一听，都不相信，铁家伙儿用木头代替，他真能想得出来。结果，拆下坏铁轴，用硬木打在里面，装好后，开着下地了，过一个星期地犁完，也没出现问题。还有一次一台机车汽门儿烧得变了形，又是没法修。中村看后对上三说：“我们的干，明天的干好。”当时，驾驶员都想看看他能出啥洋点子。他先找到了一个比车上的汽门儿大的旧汽门儿，两个人钢錾子一点点地凿，把变形的汽门儿剔圆，把大些的汽门儿换上。俩人连夜不吃饭不睡觉，在没车床没铣刀的情况下，硬是修好了。

　　苏联产的机车都有很正规的说明书，某部位坏了，不是四级工不能打开；某部位坏了，不是三级驾驶员不准修理等。中村不信这一套，说：“什么的不能打开，给我打开。”发动机的瓦片烧了，他想办法修。他说一台机器如果坏了，哪怕是修好能多用一天，也要把他修好。农场职工对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和修理技术还是都很佩服的。

　　中村有很强的大和民族意识，因为当时我们的驾驶员和修理工都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对机械知识和技术从理论上、实践上都知之甚少。当中村了解了我们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机械技术水平后说：“你们的，中国人的不行。”驾驶员们说：“我们的不行，把你们日本的打败了。”他不急不躁地说：“不，不，不是你们中国人把我们打败了，是美国把日本打败了。”尽管他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公民在我国改造，可是从他的言行中无不显示出他对自己国家的自信和不服输的精神。

　　上三的父亲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母亲因年纪较大，到六分场后很少参加劳动。中村和上三的母亲明里各住各的房子，但暗中两人同居，场里人都知道。上三到六分场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跟着中村学习机械技术，他对中村很好，师徒两人形同父子。

　　在修配厂劳动改造的3个日本人是河野、山森和安田福。3人中河野的技术水平最好，山森最差。河野的专业是机械制造，钳工技术很棒。他和中村一样，在1931年的“9·18”事变时奉命来到中国，他常说上司叫来不能不来啊。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专门从事坦克维修。河野到黄泛区农场时近60岁了，人很本分，工作起来特有耐心，可是身体不好，不能从事重体力活儿。有时有机车大修，他也主动上前帮手。为了照顾他，修配厂给他安排了些较轻的劳动，让他用白铁皮做些油壶或洗零件用的油盆之类，他自己绘图、自己下料、自己焊接，做出来的东西精致美观，小油壶做得像线条优美的艺术品。有一次，他从废品堆里检出一个水箱，有人告诉他坏得不能用了，他却坚持要修。水箱散热那地方，密密麻麻的都是孔，有一个孔坏了都不能用，大家都想看他咋修。他找了一段塑料软管，按照不漏气就不漏水的道理，用口吸的办法，有的还要用手捂住小孔的下面。那么多孔他一个一个地试，全部试完后，他说：“可以修啊，只有一个孔漏气啊，修好和一个新水箱一样用，扔了多可惜。”很快，他把那个漏气孔焊补好，水箱又重新装到机车上。

　　来黄泛区农场的外国人中，河野是最想回国回家的人，他常拿出家里的照片久久不放下，还给别人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孙子，他们都在老家。”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工常听他思国思乡想念亲人的诉说，并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他对那个女工非常感激，就对她说：“中国人对我很好，把你的照片给我一张吧，走到哪里我都能见到你啊。”他离开黄泛区农场后，这张照片不知在哪里被发现并扣下来了。省里还把这事转达到农场，农场领导把那个女工狠批了一顿。

　　3个从事医务的日本人被安排到了农场医务所。一个女护士叫门川福枝，一个女药剂师叫仲村然。场里人叫她俩的名字觉得别扭，就给命了新名。门川和门栓谐音，而门栓的俗名又叫门插板儿，于是大家都喊她“门插儿”；而仲村然和“门插儿”是同行姊妹，大家都喊她“门搭儿”，至于真名字，很少有人知道。而她俩也乐意大家这样称呼她们。医务所里还有一个日本的男检验师叫矢危弘，他们3人都30多岁，同是来自开封医院。

　　有一天，矢危宏跑到保卫科大喊大叫，手里还掂着一根棍。翻译很快过来劝说，原来他在喊“快送我回国，我要回我的祖国。”

　　仲村然和丈夫山森有个几岁的男孩子。山森脾气不好，不许孩子学中国话，可是那孩子不仅不听老爹的话，还和他对着干。有一次，山森不让儿子说“吃饭”，教他的儿子说“米西、米西”，那孩子大声说“吃饭、吃饭”，一下子惹恼了山森，就把儿子狠狠地奏了一顿。

　　日本人崇拜美国人，认为是美国人把他们打败了，所以就佩服美国人，认为美国强大，谁强大才值得学习。1954年过春节的时候，日本人请美国青年吃饭，还买了酒，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半夜时，山森送几个美国青年回住处， 场里人对他们在一起吃喝非常反感，不给他们开门，他们又吼又叫。警卫拿起枪，“哗”的一声上了膛，美国人陆夷、贝尔和考华特吓得屁滚尿流，赶快爬到雪坑里躲了起来。可是山森不怕，挺身迎枪而上。领导过来狠狠批评了他们酗酒的行为，才给他们开了门。

　　3个20多岁的美国人都是花花公子，他们是高中毕业参军，在朝鲜战场被志愿军俘虏的。在农场虽说当战俘，也能享受当战俘的快乐。他们认为当兵打仗和当战俘都是为了国家，一样光荣，美国人对美军被俘人员从不歧视，美国的战俘还有晋升为将军的。3个美国青年有文化、很爱玩、能唱歌、能弹琴，很会享受，身为俘虏却毫无失败感、耻辱感。有一次，贝尔理了一个上部剃光、留住下部头发的发型，职工都用不屑的眼光看他，但他并不在意，很有个性。

　　农场规定他们他们不能离开场区，这也是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安全问题。高个子考华特在修配厂劳动，他没什么技术上的特长，就让他洗洗机器零件，或者擦擦机车上的油污、抬些东西。有一天，他神使鬼差地离开了修配厂，踏着厚厚的雪从总场部向西跑了。当时场里没谁在意，当他跑到逍遥东的时候，被民兵发现了。持枪围追上来的民兵看到他也吓了一跳——谁家的孩子长这么大的鼻子。问他，他也不说话，当时认为他是从天上来的国外特务，说不定近处还有降落伞呢。一想到是来破坏的外国特务，大家都感到事情重大，五花大绑地把他押了起来，这样，考华特再次被俘。西华公安局接到逮住一个“外国特务”的消息，知道农场有外国人，立即和农场联系。考华特被押回农场松绑后，农场立即对他进行了讯问，他也交待了让人啼笑皆非的“逃跑”动机。

　　当时中南局在黄泛区农场二站（现在的二分场）办中南局机械训练班（现在河南省机电学校的前身），来自各省的学员轮流到修配厂实习。其中一个姑娘在实习中和考华特相识，她性格外向开朗，两人经常在一起说笑，出于对这个老外的好奇，常问这问那，没想到一来二去考华特喜欢上了这个姑娘。她实习结束离开修配厂又回到训练班，考华特难以放怀，决心到训练班找她一诉衷情。他只知道训练班地址在总场部的西边，并不知确切位置，他知道有不许他们任意出场区的限制，又不敢问路，就一直向西走，民兵发现他时，他已走过了二站。对于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外国人来说，爱上一个异国女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姑娘是根本不会爱上一个同中国作战的敌国俘虏的，考华特只是单相思罢了。

　　美国青年陆夷、贝尔和比利时青年在面粉加工股劳动。当时，农场用钢磨加工小麦面粉，拖拉机引擎作动力，每天可磨6000多斤小麦，供全场职工吃面。3个人在面粉股劳动时就好像3个哑巴一样，多是看眼色行事，厂里的职工要是有人去抬麻袋，他们马上过去到麻袋的那一头去抬，有时他们坐在那里休息，如果有人拿起铁锨去干活，他们马上起来过去拿铁锨干活。劳农场职工用最原始的手语同他们交流，比如要用水滋润麦子，对他们伸出一个指头，他们马上出去提一桶水过来；如果伸出两个手指，他们就到外边挑一挑子水过来；当带班的对他们举手向外一挥，他们立即就向外走——知道这是让下班。时间一长，双方慢慢也都习惯了。

　　事情过去50多年了，当年和几个外国青年在一起磨面的老职工回想起来，还称赞3个青年能干，不惜力，特别是两个美国人，个子都1.9米高，力气大，磨面时往阁楼上扛麦包是重活，他们从不偷懒，一百多斤的麦包往腋下一夹就上楼了。

　　日本人各有各的住处，可以自己做饭吃，山森还有家属。几个美国青年和比利时青年是单独吃住，场里专门给他们找了炊事员开小灶，每天每人享受两角钱的伙食补助，比职工大食堂的生活水平要高，生活方面确实受到了优待，他们不习惯面食，又想法给他们弄了大米。

　　几个外国青年还常和职工在一起娱乐、打篮球。平时，他们也都比较谨慎，从不多说话，更不说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话。

　　比利时的那个青年，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年纪、个子都小，大家都喊他“小比利”，他也默认了这个中国名字。比利时的部队是随着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侵入朝鲜的，“小比利”被俘后又随多国部队的俘虏来到中国。在农场的“多国部队”里，“小比利”个子虽低，而文化水平是最高的，他会英、法、德、意几国语言，人也很老实，沉默寡言，在农场几乎不说话，和他们的翻译交流都很少，不像几个美国青年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同翻译说很多话。

　　1955年元旦过后，他们奉命离开黄泛区农场。他们走前，女职工烙了不少焦馍，让他们带着路上吃。临行的前一天开欢送会，他们作了真诚的答谢，感恩中国人对他们的优待。医务所还按中国人的风俗为他们饯行。送他们去漯河火车站的拖拉机一开动，他们一起挥手向送行的人致意，用中国话说“谢谢、谢谢”，职工们热烈鼓掌，祝他们一路顺风。

　　至于他们离开黄泛区农场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各自的祖国和他们的家人团聚。

　　农场的“多国部队”走后，余文俊也离开了农场，出任扶沟县公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