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华教授，曾经用近20年时间研究、撰写了一部延安整风的著作，在学界和公众间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革命年代》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他长年研究中国现代史、民国史和中国左翼文化史，所涉及的很多话题，都出现在了这部文集中，如抗战前夕延安关于如何看待党的政治路线的争论、“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等等。

　　他的书中常可见到非主流的历史话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长征的历史叙述”的形成所做的点评，而他提到的曾被删除的长征日记，更让人感到好奇。

　　1937年，在党的号召下，一本《红军长征记》曾经被编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行，后来在1954年内部发行时，删去了其中的《遵义日记》等5篇。

　　高华说，删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思维逻辑下，这些文章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高华援引《遵义日记》的一些细节说：“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高华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反差很大的表述：

　　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门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遵义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事情，只是红军基层干部最原生态的记录。

　　高华说，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革命”大背景下的社会变迁，甚至持续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可能拥有极端的形态，但并不需要后人去极端地审视，它催生的进步与倒退、它包含的阳光与黑暗，都是我们需要直面、承认并接受的。

　　（张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