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瑞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6月20日《潇湘晨报》）

　　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揭示了当前遏制腐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无疑严重影响了人们进行举报的积极性，也证明了腐败势力、邪恶势力的强大以及民间举报的艰难。举报风险已经成为反腐败的瓶颈。

　　最高检曾对外公布，“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是由群众举报”。而广州市检察院2008年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每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一位干了20多年举报工作的国家检察机关官员称，严格地讲，腐败案件100%都是群众举报的。可见，举报目前是中国反腐败的基础性环节。

　　而有学者指出，中国内地搞腐败的发案率仅仅是8％。8％的腐败行为被处理，和70％的举报会受到打击迫害，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做什么风险最大。在这样的环境中，又怎能不纵容激励一些人大贪特贪呢！

　　如果真有一个有利反腐的环境，就一定会有民众积极参加反腐。笔者以为，中国目前的反腐败，远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基础问题。与其把思路放在培训有关人员的反腐技巧上，不如多做一些基础方面的工作，消除反腐的风险。如果在基础上不具备反腐败的一般条件，却去做一些反腐败的高端工作，那只能是虚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