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１０余载，辗转上万公里，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遗失……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大迁移，堪称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创造的奇迹。

　　故宫文物南迁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一次胜利，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１９３３年２月至５月，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１９５５７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１９３６年底文物被运抵南京。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迁移：南线，最重要的８０箱文物经南京、长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９３６９箱文物由水路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７２８１箱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另有２９００箱留存南京。

　　文物南迁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人尚难自保，近两万箱文物万里迁移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西迁，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在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时间之紧迫，间不容发。

　　一家三代均结缘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南迁全过程的故宫博物院原文物保管工作人员梁匡忠曾说：“一队文物至少要一个士兵监守，车厢内要架机枪。押送人员和勤杂工要分班坐在车头和车尾。因为车头车尾更容易出事。”

　　“什么都遇到过。土匪、翻车、日军轰炸……压力特别大。”梁匡忠生前回忆，有一天快到郑州了，大家正在休整，日军飞机突然来了。“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根本跑不动，眼看着躲不过炮弹了，一个工友跑过来背起他就跑……”幸运的是，这场轰炸没有对文物造成伤害。

　　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除了路途颠簸，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更延续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

　　如果说抗战是全民抗战，那么南迁就是全民护宝。百万件文物、１９０００多箱、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和存放点，光靠故宫工作人员，连北京都出不去。

　　据介绍，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１７０００多箱文物放了７年多，都是靠当地老百姓出人出力。

　　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故宫文物避寇记》作者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告诉记者：“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地人搬箱子轻拿轻放，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他们为文物在乐山平安度过７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物南迁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等种种险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晾晒校勘、科学研究甚至远赴英国、苏联展览，整个过程中却几乎没有损伤毁坏，也没有遗失盗抢。这里面除了幸运的因素以外，文物典守之完备严密，文物装箱之巧妙科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胜利后，文物返回南京前集中到重庆向家坡，工作人员还要同蚁害作斗争。

　　“当年，护运人员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他们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体，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他们就伏在地上，挨个查看每块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洞，通查一遍要半天，每天检查两次。天晴时，还要用开水浇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参与“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的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队员谈到此感叹不已。（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