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苗

　　监督公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但监督公权在个别地方却需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一些网民因所谓涉嫌诽谤罪被立案侦查，有的甚至被批捕、判刑。

　　面对这种值得警惕的苗头，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决定：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将诽谤罪案批捕权上提一级，除了自行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外，属绝无仅有，足见最高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基层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的监督权——这从最高检相关负责人的另外两个要求中可见一斑：准确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对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乃至过激的言语当做诽谤犯罪来办。严格把握诽谤案件自诉与公诉的界限。属于自诉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撤回或者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监督机关的新规，显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多起“诽谤”案件看，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第一，被“诽谤”的当事人都是地方领导（县以下），“诽谤”内容直指地方执政问题；第二，办案机关抓人放人都得到了被“诽谤”者的授意或者默认；第三，问责依据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到刑法，问责理由从“散布谣言”到诽谤名誉。个别司法机关将针对县领导的“诽谤”解释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从而启动了公诉程序。

　　社会公众看好这一举措的原因，不只在于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还在于其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按照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如果这两个“严重”一个都不符合，那么，公诉之门就不能打开。对此，各级检察机关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一举措的潜在价值，当好每一个案件的把关人，使公权力之下的诽谤罪案越来越少，从而为公民监督公权提供刑事司法支持。

　　当然，公民监督也不能逾越法律的边界。那些自认为遭到诽谤的官员，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讨回清白，也可以对自认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行为启动刑事自诉程序。需要提醒他们的是：既然是监督，就可能有对有错。“要求每种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异于封杀表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