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病已经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城市扩大不堪负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40%，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人口快速膨胀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超过1400万。

　　我国正处城镇化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配套措施难以跟上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压力下，城市病的出现不可避免。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实现高度融合，城乡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城市功能部分丧失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

　　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所有行为都围绕GDP转，在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中小城市该发展了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据中国青年报）

　　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加上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全城拥堵。不少人至今仍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一些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