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陈风》是与周口关联紧密的一部古籍，从中可以窥见周口的历史文化源流。今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欧阳中石书写、王少青评析的《诗经·陈风》，这部书风格厚重，样式新颖。欧阳中石是著名的书法家，由其书写的《诗经·陈风》实为书法瑰宝。更难得的是，王少青的评析打破旧说，很有创见，对《诗经·陈风》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会影响到周口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有关《诗经·陈风》的文化背景，现刊发王剑、岳献甫、王少青的三人谈，以飨读者。

　　——编者

　　王   剑  周口师范学院教授

　　岳献甫  周口市委宣传部调研员

　　王少青  周口市文化局局长

　　一、最是风雨两般秋

　　王少青：我读书时尽管学的专业是中文，对《诗经》却没有太浓的兴趣，一则认为其主题多语焉不详，令后人理解时歧义叠出，再则觉得其语言表达或粗陋俚俗，或诘屈聱牙，与后来人们吟诗作赋之趣多不相谐，甚至由此认为“兴观群怨”不过是后人附会誉美之词。及至工作后，闲暇时偶尔再读《诗经》，却时有参悟，渐渐觉得“不学诗，无以言”还是很有来由的。尤其是自父辈起寓居陈地四十多年，早把自己视作陈国遗民，也就对《诗经》中《陈风》十首更觉亲切。

　　欧阳中石先生，国之人文重器，不独以书法名满天下，且于文史哲均有精深造诣。与先生忘年相交十余载，先生时常于不经意间示我以立身做人之道，于闲聊漫谈中授我以治学之业。一次茶香氤氲间，我谈起对《诗经·陈风》部分篇章的不同理解和看法，先生颇为首肯，意味深长地嘱咐我不薄古人，兼收并蓄，静观自得，独出新意 。并真切地提出“你注析，我书写，咱们合作一次”。多年间由于先生年事高事务忙，自己从来不妄求先生翰墨，这次先生这么要求，令我诚惶诚恐。壮岁初及，自己经历了与《诗三百》由相违到相亲两般境地；尘埃千年，历代学家注《诗》时拈花对佛望江品鱼已是百般格调，以“最是风雨两般秋”来概括个中滋味，虽有苦意也觉贴切。

　　王剑：我觉得，书须有学，方有根基。书法是文化菁英的艺术，无论是以王羲之精致优雅的书风为核心的帖学传统，还是以金石铭文古拙质朴的书风为核心的碑学传统，都体现着时代的文化风尚，反映着书者的学术品位。所以，我喜欢学者的书法，因为可以读出其中的学问。欧阳先生取法高古，上追秦汉魏晋，熔铸历代名家精华，师古不囿于古，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独特书风。其书法作品俊朗而又飘逸，古朴而又华美。正如有人所说：“读他的作品，如欣赏高山流水，又如见万马奔腾。”以欧阳先生高雅俊古的书风演绎《陈风》，以少青独到的文化视野重解《陈风》，正可谓相得益彰、书文双绝。

　　岳献甫：遗憾的是，书的封面上只有《诗经·陈风》的书名，二封上才能看到《欧阳中石书，王少青评析，诗经·陈风》的字样。我觉得这样的装帧设计把评析文本的分量削弱了。这本书其实是可以用《诗经·陈风评析》或《诗经·陈风新析》、《诗经·陈风新注》等作为书名的。好在王少青的评析文章实在能吸引视觉，这部书让人得到书法与美文的双重享受时，我觉得美文更受用一些。因为，我发现王少青采取了一种不信古、不疑古，而是从地域文化视角重新诠释《诗经·陈风》的治史方法，这对于深入研究周口历史文化、积极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独出机杼地阐释出别样《陈风》

　　王剑：《诗经》产生在中国文学创造的童年，带有童年的健康与喜悦，是朴实的生活素描，是生趣活泼的美好表达。“春气奋发万物遽只”。民歌主要的特点就是天真朴素，因此作为周代陈地民间歌谣的《陈风》，在思想感情上也就表现得最健康，其中的快乐和痛苦都是正视着人生的，不离开现实，不落于伤感，这是《诗经》宝贵的传统。

　　王少青：《陈风》十首，题意均有所立，艺术各呈面目，都是那个时代陈国风物人情、流俗民声的真实展现，总的格调是质朴深沉、健康清新。但自汉以降，解诗诸家或囿于儒家政治伦理，或限于时代学术视野，经意或不经意间把原本纯净透明的东西弄得斑驳陆离，其中尤以《宛丘》《衡门》《墓门》《株林》为甚。每每读过原诗和解析，总有一种鲜鱼炖出鸭汤的感觉。错不在诗，而在后人之妄。银河波诡，天复何责？

　　王剑：在《诗经》还是《诗》或《诗三百》的时候，只不过是“里巷歌谣之作”“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质朴自然，无关宏旨，不涉教化。然而经过据传是孔子的“圣裁”，战国以后儒生奉《诗》为“经”。一为《诗经》，即是圣典。到了汉代，儒生们更是赋予《诗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功能，神圣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更为甚者，《毛诗》竭力掩盖《诗经》的民间歌谣性质，从儒家经义出发，穿凿附会地“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常指某诗以某事而“美”某人，或因某事而“刺”某人，似乎每首诗都能附会出什么微言大义来。在如此语境下，《诗》早已了无生趣，完全成了一部政治教科书。

　　岳献甫：少青评析《诗经·陈风》的颠覆意义恰在此处。《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实即十五种乡乐，都直接以其最初的流行之地来命名。 “乡乐者，风也。”在春秋以前，“风”是一个泛指音声、曲调的名称。自从《毛诗大序》谓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以后，“风”开始承载沉重的教化枷锁。

　　王剑：《陈风》十首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独放的奇葩，是陈地先民奉献于我们民族文学史的艺术精品。少青从事文化事业，自觉有发掘和整理地方文化遗产的责任，所以他认为有重新阐释、还原《陈风》本来面目的必要。然而这项工作却是很难的。因为汉儒诗说、毛诗、郑笺，作为一种经学传统，早已成为一种知识体系。两千余年的《诗》学阐释史，汉笺唐疏，宋明义理，清代考据，大抵都是围绕“经”的训解与阐发而展开，陈陈相因，难出窠臼。历代怀疑者如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郑樵《诗辨妄》、姚际恒《诗经通义》、方玉润《诗经原始》等，也仅仅是局限于其对个别诗篇的解释，仍走不出经学的范畴，间或有些“诗”的味道，却也只不过是“思无邪”下的文辞玩味。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方法的引进和学术视野的开阔，《诗经》阐释学也逐渐走出了经世致用的经学传统。但是，突破了传统经学考据训诂、经典互证和以史解诗的方法局限之后，随之而来却又陷入了人类文化学的筌蹄之中。前有闻一多之《诗经新义》，今有叶舒宪之《诗经的文化阐释》、赵沛霖之《兴的源起》，以神话学和人类学方法研究《诗经》，从“原始思维”“文化原型”“宗教神话”“巫风仪典”“图腾崇拜”等极富启迪作用的概念、描述中追索《诗经》文化世界中的远古信息。虽有学术建设上的探隐发微之功，但亦多牵强附会之说，难免有走火入魔之症。

　　《诗经》阐释学，作为一门具有丰厚积累的学问，无疑需要多方面的学术素养。但是，我却以为，有一些并不复杂的学术问题其实未必一定需要仰赖皓首穷经的功夫。很多学术问题本来可以在常识层面得到澄清，而学院派的学者们总是习惯于引入一大堆文献资料，再动用多年冷板凳积累下来的学术储备，而这些资料和准备有可能使研究者产生一种思维和方法上的惯性，反而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使之复杂化。所以，回到“常识”去，才是治学的正途。就《诗经》研究而言，这些诗本来是乐歌，绝大部分源于民间歌谣，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那么，阐释《诗经》，有效的方法无疑是回到民间歌谣、诗歌本体上去，回到当时的历史场境中去。这并不复杂，然而却往往被人忽略。

　　少青不是学院中人，他从事地方文化工作，将工作的职责意识与个人的学术思想有机结合，这正好使他可以绕过那些繁琐的考据训解，直达《陈风》文本的具体意象、人物、场景和事件，以及它们所关涉的文化内容。少青博学多识，学养深厚，他以其精到的文史功力和独到的思维方式，拨开几千年来笼罩在《诗经》之上的经学迷雾，参透底蕴，还原本真，独出机杼地阐释出别样的《陈风》来。

　　三、从地域文化视角治史的有益探索

　　岳献甫：当代古史研究还没有从“信古、疑古”的公案中走出来，近年来学界还在为“疑古”与“走出疑古”争论不休。“疑古”与“走出疑古”是学派与理路的不同，其实对于古史的重建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与其聚讼，不如按照各自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去早日打通重建古史的路径。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势必要面临许多如何看待历史文化的课题。怎样利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可能就是第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如果困于“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纠结，可能会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周口历史悠久，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核心区，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许多课题要做，尤其需要改进治史方法，扩大学术视野，重视地域文化的探索，努力发现新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夯实传承创新华夏历史文明的根基。

　　地域文化的研究已经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历史学家李学勤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说：“研究地区文化的重要性，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对于古代史的探讨，研究地区文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原始社会星罗棋布的氏族部落，固然是分地区的，夏、商、周三代的方国，也各有其地区的基础。以大家了解较多的西周而言，初年的分封诸侯，国数甚多，但是经过不久，诸侯以强并弱，逐渐形成了一批大国，奠定了东周列国的基础，换句话说，即形成了若干自有特点的地区。只有分别详细研究各个地区，才能真正把握古史的消息。……地区文化的研究，又有利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古代学术思想的流派，常有强烈的地域性，忽略这一点，即难考镜其源流。”为此，李学勤提出：“开展地区文化的探索研究，足以为文史之学开一生面，值得今后继续提倡。”按照这一理路，我们来看少青对《诗经·陈风》的诠释，就有别开生面的感觉。比如《衡门》这首诗，《毛序》说“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少青对此不以为然。

　　王少青：在《诗经》形成的年代，出现了一位东方文化的巨子，也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他在其著作《道德经》中多处阐释了要少私寡欲、顺其自然的道家人生观，完全可以与《衡门》互为诠释。而老子故里为苦县，即今鹿邑县，距陈国都城不足七十公里，周朝时属陈国。可以想象，陈国自周天子分封以后，地处中原，经济文化发达，前期较为稳定，至春秋时战乱频仍，礼崩乐毁，加之治政者昏庸无道，许多节操高洁之人在人格修养上追求见素抱朴、知足守中，在行为方式上远离奢华、寻求隐逸，形成一时之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由鲁南行，途中遇到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又焉知不是陈人？要知孔子三次莅陈，最长一次在陈国住过三年。如此看来，在陈的土地上诞生《衡门》，诞生道家的思想，也就是春至草生般自然的事。

　　王剑：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陈地位于南北交界的文化融合区，因此有浓郁的南方巫觋之风，这种风尚使得《陈风》充满了浪漫的抒情色彩。而且这爱情生长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在东城门外湖水荡荡、林木森森的宛丘之畔。这里在周代是陈国著名的游乐祭祀场所。每到祭日，春光明媚，绿草如茵。陈国的少男少女们倾城而出，相会于宛丘之上、池水之旁，舞蹈歌唱，互表衷肠，在男欢女娱中选择称心如意的爱人。这一风俗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淮阳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太昊陵庙会大约是起源于此。《诗经·陈风》中的那些爱情诗就是一幅幅再现陈地这一特殊民情的风俗画。

　　岳献甫：许多历史文献中的谜团，一旦置于地域文化的背景之中，就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王剑先生是研究陈楚文化的专家，在这方面可能有更深的感受。

　　王剑：少青解读《陈风》十首，篇篇皆有新意，而最有创意的是《株林》一诗。《毛诗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自焉。”陈灵公是陈国最荒淫的国君，他与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同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姬通奸，被夏姬之子夏征舒射杀。陈灵公君臣淫乱，是一件使陈国几乎亡国的丑剧。这件事在《左传》《史记》中均有详细生动的记载。按照以史解诗和所谓“美刺”的方法，汉代以来的注家均以为“《株林》，刺灵公也”，言之凿凿，决无疑义。若《株林》一诗真是如此，则《陈风》果为“淫声”。但少青以为否。他对这首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诗经》的来源、古诗创作规律、古人行文习惯等六个方面有力地质驳古论，并提出陈国都城距夏氏的封地约110里，陈灵公从陈城乘车去会夏姬至少需要五个多小时，不可能“朝食于株”。前人将此诗训解为刺灵公的立论之基，是诗中“从夏南”三字，夏南被认为是夏姬之子夏征舒。但夏征舒字“子南”，应称“夏子南”，不可简称为“夏南”。“夏南”另有所指。这样就釜底抽薪，抽去了“刺灵公”说的立论基础。那么，“夏南”指什么呢？少青训解说，“夏”与“雅”通，“夏声”即是“雅声”。所以“夏南”与《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一样，指的是一种乐曲，“‘夏南’就是庄重浑穆的夏乐”。这条考据，一下子抓住了破解这首诗的钥匙。据此，少青以为，“将《株林》旨意定在刺灵公，于史有疑，于情有悖，于据莫考”。原来，《株林》的主人公是一位威严的国君，也是一位痴迷的音乐发烧友。他在清晨出发，乘车出城，目的是到株林欣赏高雅的歌舞音乐。国君的意趣是如此清格高雅，风度又是如此雍容华贵。少青对此诗创造性的解读，推翻了千年定谳，洗清了汉儒强加于其上的污秽。此解亦如老吏断案，丝丝入扣，鞭辟入里，剥箬得笋，披沙见金。读少青如此妙解，我们只能抚掌叹之：“精彩！真精彩！”

　　岳献甫：我认为，少青写这部书决不是基于学术的目的。他做地方文化工作，便不能容忍肆意玷污原本优秀健康的地域文化，即便是古人，即便是权威，他也敢于挑战颠覆，这是性格使然，也是使命使然。在向着历史文化深处走去的路上，我们需要这样的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