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省督学祁晋卿视察扶沟，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这里的中山图书馆的情况。他写道：“中山图书馆，设于县城大街”“馆内分为藏书、阅书、阅报、游艺，及民众休息等五处，布置均为适当”“馆长何肇沧，筹划馆务，甚为详晰”。他还写道：“内有书籍六百余种，新旧要籍略备”“杂志报章及儿童读物，亦应有尽有”“关于书籍之分类，编目，及登记等，亦井然有条”。他还特意指出，中山图书馆“现又预约万有文库一部”。

　　这所图书馆有如此之规模，并非一年半载之积累。由此推测，其成立时间或许会早于1929年。当然，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不能随意定论。

　　当时，县教育局长告诉祁晋卿：县里的社会教育经费“业经暂行确定”“为常年一千四百元”“除中山图书馆年支洋五百六十元外，下余洋八百四十元”，还可以再做些事情，包括“添设民众图书馆一处”和“民众阅报处八处”。

　　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扶沟县中山图书馆也为军队所“盘踞”，无法开展正常业务。但与同时期遭受同样景遇的其他县份图书馆不同的是，这所图书馆能动地变通借阅办法，“雇人力车载万有文库等书籍，巡回城乡，以便民众读书”，使自身的职能依然得以发挥。史料显示，这所图书馆的经费呈逐年上扬趋势。1929年560元，1931年636元，1932年640元。

　　有一份《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对1932年的图书馆情况记述得也颇为详细。《报告》叙说，“中山图书馆设于城内中山大街路北火神庙旧址”“设馆长、馆员各一人”“分图书阅览室、游艺室、阅报室三部”。《报告》显明，馆内藏书共2902册，包括已到的《万有文库》图书1162册、新旧文学书籍1196册、社会教育类书籍331册、杂志213册，另有月报及周报计7种，以及《大公报》《河南民报》《河南民国日报》。《报告》陈述，各个阅览窗口的布置“尚属整齐”“尚称适合”“每日来馆阅书报者约二十余人”。

　　这份《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还记录了中山图书馆馆长的更迭。说此时的馆长已不再是何肇沧，已经换了人——姜鸿勋。还说这位姜馆长整日忙着在几所学校代课，对图书馆事务“不暇兼顾”，致使“馆内暮气沉沉，秩序零乱，毫无组织，精神均欠集中”，呈“废弛”之势；“所有书籍杂志，多系旧有，新添购置，为数极少”；虽然订有日报3份，陈列的却“仅有大报—份”，并且是“残报”；三间游艺室里，也只剩下乒乓球一项活动。

　　对这样的人士更迭，及其所派生的事业颓势，省督学提出了质疑。县教育局长(姓胡，名不详)表示：一定“另聘妥员接替，以专责成。”

　　这份《扶沟县教育视察报告》，也记载了城区民众阅报栏的设置情形。共8处，教育局主办5处，其余3处，分由县党部、区公所、县立女子学校办理。常年经费80元，共订报6份，由社会教育讲演员刘化堂负责分配，每日由教育局勤务按时分送各处揭示。《报告》认为，“颇便民众阅览”。

　　或许就是由于姜鸿勋馆长的懈怠，加速了这所好端端的中山图书馆的归并。1933年下半年，省督学周祜光视察扶沟之时，中山图书馆已不复存在，图书借阅业务已由民众教育馆图书部承担。周祜光在视察报告中写道：图书部藏书3300余册，“按书之性质分为十八类，每类依次编号，将书目书于板上，陈挂阅览室内”，另订杂志10余种，“图书室之设置甚妥，每日借阅书籍者平均七十余人”。周祜光专门指出：这所民众教育馆总共5人，各司其职，井井有条。“馆长何纪常，人尚精干，做事亦热心”“馆员关华峰办理出版事宜，出有民众旬刊一份”“张庚彤办理图书事宜，邹镇藩办理推广事宜”；另有一名事务员，照料游艺室及展览室。

　　据1986年《扶沟县志》载，以中山图书馆原址为馆址的民众教育馆，一直开放着图书室和阅览室。抗日战争爆发前，藏书累积近万册，主要服务于县城内几所学校的师生。

　　应指出的是，在扶沟县很早就有马列主义书籍的传播。1926年底，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在开封求学的中共党员吕调阳、施于民、高光第返回家乡扶沟。他们联络十多名进步青年，在县城西大街一所民宅(路庭训家)成立读书会，阅读《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以及介绍《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通俗革命书刊。不少读书会成员，就在这一小小的书室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此，新中国成立前，扶沟县中山图书馆以人事而兴衰，它为当代图书馆事业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有了好的馆长，才有可能酿造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