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斌

　　广东东莞一家文具厂两名工人在4天之内第二次跳楼身亡。据说，几天之内因此事离开者已超过400人。

　　两名打工者的死去，与400多人的离去，从本质上讲，多有一致之处，那就是都在逃离。逃离什么？我想，无非是那个使人感到压抑的不安。比如，劳动强度与薪酬是否匹配？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不足以让人去跳楼，却可能引发员工的积郁，从而促使人下决心逃离。可以说，贯穿在这些打工者行为后面的一条主线，即是浓浓的无力感、无奈感。仓惶逃离的背后，是打工者无根的飘摇、对未来路径的不确定，乃至不知何时又会发生的大逃离。

　　类似的情形绝非孤例，而是时下一些用工密集地区较为普遍的情形。特别是，打工者长期处于一个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而又缺乏关怀的境地之中，像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一样劳作而得不到排解。

　　从理性出发，没有人会赞成东莞那两名打工者的极端行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得到“同情之理解”。如果业界不从根本上营造一个良性的、弹性的工作环境，不去真正尊重、关怀、善待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类似的惨剧不会是最后一起，而企业也不会总是能够保持所谓的平静。

　　此前，有员工自杀事件发生时，国内媒体及监管部门的反应很是激烈。遗憾的是，这股热潮似乎并没举一反三，着力于整治规范更多的国内企业。不知道，东莞新近发生的这两起跳楼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改变的契机，还劳动者以应有的权利。惟愿经由这样年复一年的劳资博弈，以及监管部门的强力介入，会一点一点改善打工者的处境，让打工者一点点祛除“偏激”、放弃“极端”，心平气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