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乔

　　去年9月始发的上海康桥地区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前天终于被当地政府确认是“因环境中铅含量升高”而引发的。罪魁祸首已查明是当地污染企业，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然而我们必须对“血铅超标”等类似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追问：难道我们总是要等到生命成为实验品，实践检验生命受到伤害时才会警觉么？还有多少地方，即使在生命一再地接受检验受伤之后也不警觉？

　　这些年，一些地方某些“不知名的怪病”屡见报端，查实为企业污染环境之后，又无法根治。单就说这血铅超标，全国知名的又有多少起呢？从陕西凤翔的800多名、安徽怀宁的100多名、云南鹤庆的80多名、河南济源的千余名、四川隆昌的40多名、湖南郴州的40多名“儿童”，到浙江德清的多名儿童及成人，再到山东泰安百余村民，仅这“血铅超标”就祸害了多少百姓呢？

　　为什么一地的事件不能成为另一地的教训呢？为什么要等到事件发生、问题严重之后才会去试图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对一些污染企业进行“壮士断腕”，而是半遮半掩、修修补补地蒙混过关呢？如果这类直接对人民生命造成伤害的事件不能得到根本纠正，还让民众怎么相信政府是在一心为民？

　　固然，当初一些污染企业的引入，只是官员为着自己的政绩、为着财政收入、为着GDP好看。那么，在实践检验它们实实在在的危害性之后，在实际算出那些对环境生态、对人民生命、对自然资源的“带血”“黑色”损害远大于收益之后，却仍然要留着它们，则只能说明一些地方官员的“党性”“宗旨”仅仅只是挂在了嘴边。其实质乃是，即使要伤害到民众利益乃至生命，也要攫取自己和部门的财富。

　　由此，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项目，且慢说是为了地方经济，为了百姓福祉。要真说是为了一方百姓，就得让百姓来说话，让百姓的口袋来说话。无利而有害，最终伤害的都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