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 从首例“醉驾入刑”案件至今，“醉驾入刑”已实施一周年。但是一年来，“醉驾入刑”执行也遭遇尴尬，躲避酒驾检测的人员应对招数层出不穷。另外，在司法程序上，个别地方法院适用缓刑过多，削弱了刑法的威慑力。记者从最高法获悉，最高法目前正在对全国的醉驾案件进行调研，并酝酿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不久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领衔完成了“改善中国酒驾与超速驾驶的法律”研究报告。报告披露，在中国实施“醉驾入刑”的第一年，酒驾司机逃避酒精测试的现象仍然频发，让警方执法遭遇了难题和尴尬。在被查获后，有的司机下车后当即饮酒，以证明是开车未饮酒，有的紧闭门窗，躲在车内几个小时不出来，有的找车内其他人员顶包，还有的声称患有传染病试图吓退交警。更让人担心的是，有的司机被查后强行冲卡，甚至暴力抗法。

　　余凌云称，对于这些酒驾人员的“花招”目前法律上尚无有威慑力的条款。

　　虽然最高法“醉驾入刑”审理的整体思路要求“宽严相济”原则，但是在一年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地区对醉驾案件的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实刑率达99%。广东、安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比例超过40%，部分城市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高达73%。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去年5月到今年2月办理的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

　　对这一年来出现的新情况，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表示，司法部门要完善醉驾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基层法院在审理中量刑公正一致。余凌云认为，司法部门还应对醉驾人员“打擦边球”的行为进行法律认定，及时制止这类行为发生。

　　（邢世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