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是以情歌“关雎”开篇的，但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文化规范中，这样的情歌却被视为后妃之德的颂歌而纳入到儒家诗教中。后代虽然也涌现了大量的情歌，但遗憾的是，文人的情歌创作和解读大多被约定俗成为香草美人喻君子的政治隐喻，失去了情歌之重情的基本特质。所以，在古代，如果要读到一些不那么道德说教、不那么政治图解的比较纯粹的情歌，则需要到民间的歌谣中寻找。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经借着收集整理明代的民间情歌如《挂枝儿》、《山歌》来揭示礼教之虚伪。不过时至今日，当传统礼教对人的情感压抑已烟消云散，当家长式的专制对男女自由恋爱已经很难构成一种真正的障碍时，把流传在我国南方各地某个角落的情歌收集起来，精选成一本《江南民间情歌八百首》予以出版，这样的意义又何在呢？

　　单就诗歌本身来看，其编排方式是按照男女之情的发展历程而依次递进。从男女寻觅的“山歌唱给知音听”到初识的“水中偷偷看情郎”，然后是恋慕的心烦意乱和甜蜜，如“好比塘中嫩荷叶，晃来晃去动人心”。“斩断荷藕丝连丝，打断骨头连着筋”，是爱的誓言；“哥吃苦瓜苦思妹，妹吃丝瓜思情郎”，是别离的相思；“这般心事有谁知”是等待的煎熬，等等，其内容已足够丰富。阅读全书，读者的感情会因了这些情感主旨的变化而发生着跌宕起伏的相似变化，并成为对情感经验的一种拓展。而当这种情感体验与社会特定对象发生复杂联系时，体验的深刻性，得以进一步体现。比如《想丢小郎万不能》这首：“拳打脚踢不喊疼，打下皮来还有肉，打下肉来还有筋，想丢小郎万不能。”主人公内部的身体疼痛感与对情感世界的追求形成了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经由主人公的体验而传递给读者。

　　在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当追求属于自己一份情感所需要的努力抗争让许多人变得陌生，当便捷的电讯联系方式使得古人对爽约的猜疑种种变得没有必要，当照亮得如同白昼的灯光让乡野的朦胧月色无从寻觅时，民间的情感不但会让许多人获得一种新鲜感，也许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滋润着不少现代都市人日渐枯萎的心灵，并促使他们重新对生活投以充满情意、充满想象的目光，这才是该书出版的真正意义之所在。